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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预言与现实反差原因初探

张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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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6-12-27        来源: 《学术交流》

  作者简介:张奎良(1937- ),男,辽宁新民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哈尔滨 150080

  内容提要:出于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量,马克思从1847年开始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但几乎全未应验。因为世界革命虽然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终极原因,一个是政治领域的行动结果,二者不能简单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净尽之前过早地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任务,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时间的错位。关于预言失灵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对延缓世界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战胜的,它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走向最终的胜利。

  关 键 词:世界革命;预言;实践;自我调节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公案,至今仍使人难以释怀:马克思曾经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但最后几乎全未应验。这件事使反动派兴高采烈,妄言马克思主义的“失效”和“破产”,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也要求给予这个事实科学、合理的解释,以消除人们的疑惑和不安。虽然现在世界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但是人民要革命、世界要进步、历史要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变,共产主义作为进步人类的崇高理想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遏止的潮流。当此世界革命的音频趋于式微之际,我们静下心来,探索马克思世界革命预言不爽的原因,从中吸取教益,未尝不是件好事。

  一、马克思的革命品格和对世界革命的强烈追求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但是他从学生时代就立下革命志向,要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1],即“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2]。但要建立新世界首先就要揭露旧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理论批判和物质的实践批判相统一,是马克思革命观的最大特点。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集思想家与革命家于一身,兼赋两种难得的品格。但是,比较起来,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3]。这是对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事业和生活的精辟概括。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才亲自参加和指导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并在革命失败后,退回书房,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革命制定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在他的一生中,革命是他一贯倾斜的重心,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过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观念写照而已。所以恩格斯一再肯定和褒扬马克思的革命家本色,说马克思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4]373。

  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对革命总是充满信心,坚信革命必将战胜陈腐,世界革命的高潮一定到来。184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1848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确信这次革命必将引起新的经济危机,并直接引发新的世界革命。但是形势的发展未如马克思所料,新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从1849年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繁荣的局面。马克思及时洞察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并对自己先前的革命预言作出反思和交待。他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5]513-514他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513-514

  马克思多年来一直把自己的革命希望和热情倾注于西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里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创造革命的条件,“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4]677,所以马克思心目中世界革命模式一直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6]。马克思不仅从欧洲的经济走向中激发自己的革命灵感,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引起马克思的无限联想。事实表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也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期发生。1857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在美、法两国爆发,随之蔓延整个世界。但是这次经济危机虽然对各国经济冲击相当大,然而时隔不久,各国又都从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这次全世界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依然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的统治。

  面对世界革命预言的一再失灵,不容马克思不对自己先前的革命观作出系统的检省和总结。1859年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33但是,革命时代的到来不等于在这个大时代里每天和随时都能发生革命,因为革命最终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制约,只有这种矛盾充分尖锐化,直至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1873年,美国首先爆发经济危机,并开始向全世界蔓延。这次经济危机点燃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新希望。1875年6月18日,他在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说:“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8]139作为这个认识的思想回应,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不仅严厉批判了拉萨尔派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把革命胜利作为现实前提,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经历过渡时期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原理。此时马克思的心仍然紧紧系于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现实前景,这本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

  但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全面地扩展至西欧特别是英国之后,出现了一些超越以往经济危机常规的现象,令马克思颇费踌躇。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经谈到英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8]345。翌年在致丹尼尔逊的另一封信中又说:“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8]438-439马克思意识到,虽然这种局面“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8]438-439,怎样摆脱这种局面也“很难预见”,但有一点马克思已经逐渐看清:这次经济危机经历几年的演变,现在已不可能像他原来预料的那样危及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它还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8]438-439。1881年,也就是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终于省悟到,他终生不懈追求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他生命的余年已不可能发生。同年4月29日,马克思在给大女儿燕妮祝贺顺利分娩的信中说,革命是以后的事情,新生的一代将“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9]。这样,马克思一生对世界革命的殷切希望和热烈追求,终于未能化为现实,他带着一丝浅淡的遗憾和惋惜以及对明天的热烈期望,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

  二、马克思世界革命预言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

  马克思认为,世界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世界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就成为马克思判断世界革命形势的根据。《共产党宣言》就已经宣布“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0]278,“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284。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将资本主义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只要现实条件具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正是出于对经济形势的这种基本估量,马克思才从1847年经济危机开始,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

  可是,世界革命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运动,是千百万革命群众创造历史和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这种实践虽然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终极原因,一个是政治领域的行动结果,二者并不能用因果关系简单地连接起来。实际上,对马克思来说,《共产党宣言》之后,资本主义狭窄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已经固化为世界革命的理论根据和出发点。马克思总是把这个理论当作一极,是世界革命的深厚根源,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状况当作另一极,比如发生经济危机,就认为在社会革命到来的大时代里,世界革命就应作为无产阶级的实践行动而发生了。马克思在这里仍然是在理论范围内,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状况中演绎出世界革命的发生,而对作为世界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实践本身并无任何涉及。这就脱离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单纯在理论范围内解说世界革命的发生。理论和实践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包括两个认识上的飞跃:从生活实践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从思想理论再回生活实践,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184,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第二个飞跃不仅检验思想理论的可靠性,而且囊括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中更多的实践环节,使认识更加具有全面性和真理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是抽象的理论化的出发点,其本身不具备任何跃向现实革命的实践环节,因而也不可能成为随时发生革命的具体根源。

  马克思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都不是随意的,成为预言最大的现实根据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周期性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最荒唐的表现。在广大的劳动群众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就生动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灾难像猛虎扑来,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经济危机导致世界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也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也是个双刃剑,一方面,破坏生产力,阻碍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是科技革命和产品换代更新的契机,1857年的经济危机就促进了蒸汽产品向电气产品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更大的发展。所以,单纯的经济危机对世界革命来说,也是抽象的理论根据,经济危机有各种摆脱的出路,并非只有爆发世界革命这一种可能,整个世界历史,迄今还没有由经济危机而引发世界革命的先例。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及经济危机的视角,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是单纯从理论出发解决实践问题的一个鲜明事例,这种预言由于消解了实践环节,不可能准确有效。就预言的出发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完全正确,但这只是说明这个社会基本矛盾本身的可能导向,而与世界革命爆发这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逻辑上,并没有什么现实原因,说明《共产党宣言》以来任何时候,甚至经济危机期间就必然发生世界革命。这是两个问题,它们中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经济危机来指谓世界革命的发生,这是抛开实践的理论上的错位。这种耽于理论,满足于从哲学上解决实践问题的风气,正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德国固有的学风和传统。

  马克思说:“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是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同这种制度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10]7德国可以说是彻底的理论先行,在英法用经济政治经历的资本主义实践。在德国却在理论和哲学上同时经历了。马克思就曾批判过费尔巴哈,说“他把人只是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10]7,没有能够从实践的角度去看人。他甚至“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0]5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时候,批评圣布鲁诺忽视生活和感性活动,把感性“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10]79,因此,任何历史观都不能只重视理论和哲学,必须对历史的“世俗基础”给以充分的重视。到这里,马克思批评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10]79,他们只在理论上下功夫,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10]94,对生活和实践完全外行。

  马克思对德国重理论轻实践传统的批评,说明他对理论的功用是非常清醒的,既重视理论批判的作用,深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又明确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单纯的理论批判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为满足,还要引入经济危机这一物质和实践的要素。这已经是对理论的超越,是向实践的靠拢,只不过还没有开辟实践领域专门考察。所以他对世界革命的预言并未涉及革命本身,实际上是对经济危机后果的前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预言世界革命,还没有进入世界革命的实践领域,他对世界革命的预言更多的是表达了他对未来革命前景的殷切希望和坚定信心。

  三、世界革命的实践视域

  世界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必须从实践领域加以解说,才能理解世界革命发生学上的真谛。世界革命进入实践视域,它的主客体便成为最显目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作为世界革命的主体,他们的觉悟、组织程度及其先锋队状况是革命能不能发生的关键。马克思一向重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确立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注意到,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不会自发产生,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同时工人阶级也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同样也会受到社会污泥浊水的沾染,无产阶级要想成为新社会的基础,必须“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胀东西”[10]91。所有这一切都使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成为一个重大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从外面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灌输。马克思勤奋创作一生,完成了“工人阶级圣经”《资本论》的写作,其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势不两立。作为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代表的共产党,是马克思一生都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他不仅和恩格斯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率先在德国建立了共产党,成立了第一国际,为保持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才具备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的主观条件,只有主观条件成熟,才能不错过一切革命的有利时机,抓住机遇,发动革命。列宁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将革命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结合,具体化为革命形势,即无产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只有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才可能发生。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都是在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阶级面临极大的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下,取得的。

  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深刻变革,知己知彼,资产阶级的状况不能不是世界革命发生的重要参考系。当资产阶级充分强大,并且没有分裂,还能够联合一致对抗无产阶级的时候,世界革命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招致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资产阶级也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样面对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马克思为此当年曾经提出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0]86。只有资产阶级软弱势衰,分崩离析,面临极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有发生的可能。虽然革命的发生与胜利是两回事,但是任何革命都是为了胜利才发动,不是为革命而革命,如果革命发生就失败,革命发生了也等于没有发生。所以充分地考虑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客体和对手的状况,是革命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马克思几次对世界革命的预言没有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状况进行总体估量,考察一下他们能否胜任领导和进行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同时也缺少对资产阶级统治能力的具体分析,没有充分考察和估量他们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风暴面前,是一败涂地、束手就擒,还是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当然任何革命都不是在绝对保险成功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一时遭受挫折和失败是难免的,是必须要付出的学费。但是为了对革命和人民负责,对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形式作出正确判断,是绝对必要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熟性的表现。马克思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考察,是因为没有迫近的革命形势,革命始终是在理论的先导和期待中,这就使马克思对世界革命的预言一直没有进入实践视域,和革命的真实发生始终保持一段不小的距离。

  当然导致马克思世界革命预言失灵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马克思耽于理论,没有从实践视域考察革命主客体,也不是形势变幻莫测,不断地超乎预想,而是马克思发现的一个根本原理在作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33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矛盾重重,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更为尖锐,但是否它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都全部发挥出来了呢?是否生产力已经走到绝境,没有任何发展的余地了呢?从经济危机的后果可以看出,经济危机反倒为技术革命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打开缺口,这就表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扼杀发展的生机,把生产力置于死地,就像现代美国还能引领信息革命一样。只有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种情况才出现。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达尽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只有这个时代,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可能实际发生,列宁也对世界革命作过预言,并从实践的经验视角,把世界革命由同时胜利转换为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十月革命把这个预言变成经验的了。所以,在马克思的时代,按照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既然资本主义还保持有生产力发展的余地,那么,它就不会灭亡,相应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就不会应运而生,即使强行发动世界革命,这个革命也不会取得胜利,站稳脚跟,因为取代它的新制度的物质基础还不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世界革命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都已发挥净尽,这时才是现实的。马克思在这个物质前提具备之前,过早地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任务,这就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也是理论与时间的错位。

  四、社会机体自我调节功能的干扰

  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预言的失灵还有一个不可测知的因素,那就是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这不是哪一个阶级或个人的主观意愿在起作用,而是一个社会机体在自动地调节社会的运行,具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反应的机能和性质。本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近代以来哲学和社会学的新发现,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现象绝不是机械运动式的简单机制所能产生出来的,它必定源于像生物机体那样的和谐的系统才能被复制出来。19世纪初,圣西门和孔德就最早提出社会有机体思想,认为社会犹如一个生物学上的有机体,城市、社区、家庭好比社会的器官,只有认识了这些器官,才能真正认识整个社会。不容否认,最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沾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是,把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体确实是正确认识社会的一种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和整合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借助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有机体系统。早在《哲学贫困》中马克思就提出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10]14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1]列宁也说,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把社会看作是活动着的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12]。马克思就是用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方面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关系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系,浓缩和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可以说,马克思是现代系统论的前驱者,现代的系统论在多方面承接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现代的系统论。

  按照系统论的认识,一切社会结构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一切系统都有自动的反应和调节功能,以维持机体的完整和正常运行。因此,在社会出现动荡、混乱和危机的时候,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不会坐视不管,一般来说,强制和镇压是常用的一手,但是调节社会运行方式,在不危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地做些让步,缓和阶级斗争,稳固社会秩序,是维护阶级统治长治久安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国历史上一些开明的统治者经常推行让步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不触及人民的生存底线,这和苛秦暴政形成鲜明对照。现代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大政策,即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向社会转化、国家宏观调控以控制各部门的恶性竞争、实行福利主义,明显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水平。实行三大政策的结果是大大缩小了贫富差别,缓和了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显得很稳定和自信。

  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也被普遍使用,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社会很快地安定下来,并进入复苏、繁荣等阶段,都是与社会机体的调节相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听凭愚蠢的统治者一味乱施暴政,其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时,世界革命就会真的到来了。所以,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对延缓世界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它是旧制度的救火队,是维护现存社会机体的排头兵。至于这种作用有多大,显性的、隐性的加在一起,需要趟过的水有多么深,只要看一看迄今为止,除了1918年德国和匈牙利转瞬即逝的革命和俄国经75年又破灭的革命之外,还没有发生真正像样的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从这里便可以悟出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巨大作用了。

  五、当代世界革命前景展望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可战胜,它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走向最终的胜利。但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要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题面前,准备走长期积蓄力量的沉稳之路。

  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为了谋生,是超越动物般的生存竞争而向真正人的历史过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不是以物质生存为目标,而是超越物质生产的彼岸。思想追求、精神境界、理想王国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的奋斗纲领。只有这样一些人团结起来,为了实现真正人的历史而奋斗,才能结成浩瀚的革命大军,把世界革命的大旗接过来,进行一场新的、超越生存意义上的世界革命。因此,精神革命、思想宣传和斗争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卓有见地,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在市民社会的领导地位,俘获了相当多的人尾随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应声虫,他认为,无产阶级能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世界革命能否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提出进行实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夺取文化领导权,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当代最重要的任务。借助葛兰西的思想,今后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格外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要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必须首先破除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影响,阵地扫清了,共产主义思想才能进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都不缺吃少穿,但都能舍生忘死进行革命,这就是超越生存,为了理想而斗争。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出于理想和境界而涌入共产主义队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未来的世界革命一定会在新的一代有更大的进取!

  来源:《学术交流》2016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4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7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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