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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炳元: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与中华共和国的憧憬

——马克思思想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及科学预见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8-08-09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炳元

    【提要】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在遥远的东方和古老的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深入分析晚清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愤怒声讨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的罪恶的鸦片贸易,深刻揭露西方列强在中国犯下的血腥暴行,深切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和人民革命,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必将获得解放,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对于东方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鸦片战争 中华共和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过程中,时刻关注着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关心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1]并且还写了十多篇直接论述中国的文章。[2]马克思这些关于中国的精辟论述不仅准确和深刻地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而且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情、热爱和厚望之情溢于言表、贯穿在字里行间。
  
一、深刻揭示晚清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我们在讲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一般用封建社会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概括,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是不具体,缺乏针对性。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清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准确地指出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这一经济结构基本特征:一是狭隘,“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4];二是分散,像一袋马铃薯,倒出来四面散开;三是保守,生活在这个经济结构中的人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5]。
  自然经济的土壤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以家长制、宗法制和君主集权制为代表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6]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利用一切手段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因素,极力维护这种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因为以吸取千百万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只能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晚清政权通过税收、贡纳、徭役等等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手段,集中了庞大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底是千百万小农和手工业者的血汗积累起来的。另外,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当时政府官员腐败的真实写照。在当时的官场中,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员极其罕见。
  这一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对应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冲击,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和专制主义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已经逐步暴露,生产过剩危机不断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激化。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占领中国的广阔市场是它们的重要目标,鸦片贸易也就产生了。
  鸦片战争的炮火把中国的国门打开,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7]这是满清王朝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闭关锁国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合写的《国际评述(一)》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一解体的具体原因和进程:“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8]。这是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正确描述,也是对满清专制政体走向解体的原因的深刻揭示。

    二、愤怒声讨罪恶的鸦片贸易
  罪恶的鸦片贸易,毒害了人民的身心,致使白银外流、国库空虚,社会道德伦丧,官员腐败堕落。关于鸦片贸易的无耻和残酷,马克思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比起鸦片贸易来,奴隶贸易“要算是仁慈的。”[9]
  马克思对中外鸦片贸易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在1858年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社论中说:“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10]但是进入19世纪,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泛滥成灾,世界上的毒品贩子都在向中国走私鸦片。“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11]除了鸦片的走私,鸦片贸易也从1824年的12639箱增加到1834年的21785箱,[12]在10年之内几乎要翻一番。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它一手扶持了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费数十年之力,建立起了一整套向中国推销走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的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在对华的鸦片走私方面“干得非常起劲”[13],“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14]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和扩大鸦片贸易。当时的零仃洋是鸦片走私的据点,商务总督具有保护、管理、指导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充分权力。因此,积极保护和支持鸦片的走私贸易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国策。马克思在通过回顾“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以后,义愤填膺地写道:“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15]
  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的“基督教伪善面孔”:“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16],可是实际上,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察来监视一切:包括种植罂粟和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由投机商人运往中国,等等。不仅如此,“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17]英国政府通过和中国的鸦片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以1856年英国的鸦片贸易为例写道:“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18]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英国政府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毒品贩子和毒品走私犯罪集团。
  三、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人民战争”
  晚清王朝是腐败的,但是,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他们毕竟也是看得到的。因此有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而这又为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借口。与欧美各国的舆论不同,马克思坚持用“鸦片战争”一词来称呼欧洲大陆称呼的“中英战争”或者“对华战争”,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实质和根源。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马克思还是一位充满批判精神的20来岁的青年学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位掌握唯物史观理论武器的共产主义者。他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侵华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具体的分析。尽管能够掌握的资料极其有限,但是,他多次强调和得出结论:这场战争是一场“海盗式”的侵略战争。马克思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19]马克思认为,愿意弄清楚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种发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20]还有人企图转移对问题的追究,似乎想说明在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事件发生,对此马克思说:“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1]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局面:英法两国的军队正在向香港集结,西伯利亚边境上的哥萨克士兵在不停地向黑龙江沿岸推移,沙皇俄国的海军陆战队把满洲良好的港湾包围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奋起反抗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以鲜血和生命进行着保卫社稷、保卫家园的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讨回公道。他们愤怒地声讨西方列强的残暴行径,满怀深情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热烈地称赞“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22]马克思用“两极相联”[23]这个朴素的谚语来比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鸦片这一麻醉品唤醒了中国人,中国发生了起义,清朝政府发生了危机,“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4]西方世界的干预只会使中国革命更加猛烈,并且加速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25]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26]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的科学预言。

    四、为将来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
  马克思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曾经准确地预言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终将获得解放,这个解放对于东方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甚至像对待即将出生的新生儿一样,为这个即将出生的新中国起了一个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破坏了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中国最初的无产阶级等进步力量,从而为旧社会的解体和新社会的诞生创造了物质基础。但是,外国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方式影响中国,不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供他们掠夺和剥削的殖民地。他们给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是“流血与污秽”、“苦难与屈辱”,[27]“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8]
  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古代的公有制和平等观念与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他们说,在中国“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29]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带有某种空想的成分,但是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和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样的变革必将对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他们共同预言:“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850年1月31日于伦敦”[30] 100年以后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好预言成为现实。
  五、马克思的中国观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今天,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的近期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终指向。历史的巨轮,正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热爱和关注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最大回报和最好的纪念!
  (一)落后挨打
  毛泽东说过:“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31]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挨打的根本原因:生产力低下、社会制度落后、政府官员腐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我们仍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仍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仍然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好听、好看和时髦,而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中国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凸现了这面旗帜的鲜明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中华共和国,今天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我们今天建立的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习近平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32]
  (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最大的特色就是分散。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只有靠王权才能维系国家和社稷的存在。今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早就消除了小农和手工业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旧观念的消失不能一蹴而就,有一个过程。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不然就是一盘散沙。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将一事无成。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以往的“九龙治水”也会带来弊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3]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以后、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作者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韦建桦:《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收集了10篇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中国的文章。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78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2—79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3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3—7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2—8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3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
  [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责任编辑:赵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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