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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8-11-07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 姜秀荣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是西方传教士1899年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万国公报》上刊载的《大同学》一文。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时间是1898年,由此引起的质疑和争论不断。

  争论的缘起 

  1899年2月,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号上刊载的节译《社会进化》署名《大同学》一书,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为马克思之名见诸国人之始。对此,陈铨亚辩解,并在1987年9月16日刊发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提供有关论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1898年传入,陈铨亚认为:

  其一,美国人伯尔纳写了一本《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书,……在该书第28页上说:“《万国公报》的编者经常超出自己的信仰,倾向较为激进的思想。1898年夏,他们在中国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 

  其二,伯氏提到的这一部著作实际上就是英人克卡朴(Kirkup)所著的《The History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物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有作胡颐谷的)翻译,于1898年夏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 

  其三,《泰西民法志》一书,今已很难见到,只是《唐庆增经济讲演集》中偶一提及。 

  其四,1920年李懋庸(季)的译本名《社会主义史》影响最大,……是1913年经辟司(Prsae)增订的本子, ……“马克思”在第七章,相信辟司没作变动。“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对于陈铨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1898年最早传入中国的提法,得到一些书籍和刊物采用或赞同。例如,周尚文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子东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宝成关主编的《政治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邦佐、潘世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近现代出版大事记》(《中国出版》1991年第6期)等。

  陈铨亚的提法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1898年提法论据缺乏 

  针对最早介绍马克思这一时间问题,汪家熔在1991年发表的《最早介绍马克思恐非胡贻谷》(《编辑学刊》1993第1期)中提出质疑:其一,陈铨亚在文章中所引伯尔纳的文字(非常遗憾,陈铨亚并未附注伯氏姓氏拼法和书名原文,因而无法查到引文的原文)中,伯氏并未提到广学会所组织翻译的“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是何人所著,书名叫什么,自然也没有提译者是谁,中文书名叫什么,是广学会的哪一位组织的。而陈铨亚却断言该书即是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其二,1898年的年报刊载于《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年报作于1898年12月22日,其中有“今年出版的书刊”一节,罗列了1898年所出书刊目录和各书、印数、页数。这目录中共列53种,去除2种期刊和3种重复版本,当年广学会共出宗教、科技、政治图书48种,没有“泰西民法志”这样一个书名,或接近于“社会主义史”的书名。

  针对陈铨亚提出的观点,唐宝林在《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对马克思主义1898年传入中国说提出质疑,明确提出,经笔者考证,此说可能有误。唐宝林经过认真考证后指出:《泰西民法志》实际出版于1912年,是“宣统三年岁次辛亥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上海广学会藏版”不是1898年;而且译者胡贻谷的“序”也写于“宣统庚戌”,即1910年。唐宝林进一步指出陈铨亚引用“马克思”在第七章的那段话,显然不是《泰西民法志》的内容,而在1912年版的《泰西民法志》中,符合当时规范的这段话是这样的:“民法志中之俊爽豪迈。(原文全用句号———引者)声施烂然者。莫马格司若也。有志同道合之恩吉尔。共倡定律与革命二义。势力最伟。学说也锋利无前。……”唐宝林还引用高放的观点予以印证:“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也从另一途径看到这本《泰西民法志》,与我持同样看法。他还有另一根据,是他在几年前访美时,见到了伯尔纳,问起此事,伯尔纳回答说他写的那本书中没有提到《泰西民法志》。”

  在肯定唐宝林对陈铨亚提法存疑的同时,根据有说服力的史料,王也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进一步提出:

  近来笔者对《泰西民法志》一书的初版时间作了考证,结论为该书首次在中国问世并非于1898年,而是1912年。现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的广学会1912年度工作报告(英文)中有当年该会新版(New)和再版(Reprints)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 (History of Socialism(Kirkup)by 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而1898年度的广学会工作报告并无出版此书的记录。另外,笔者还见到《泰西民法志》的译者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现藏上海图书馆),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显然,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是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的。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书前有译者胡贻谷写于宣统庚戌(1910年)的序,版权页上印有“上海广学会藏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字样。由于广学会多年来自己没有成规模的印刷所,该会出版的书籍多是委托上海美华书馆或商务印书馆代印。后人如不了解这一情况,亦容易做出商务印书馆代印版本不一定是初版的判断。 

  另外,笔者查阅陈铨亚提到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在书中第25页说到:“直到1899年,《万国公报》才提到马克思,或许还有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字。”(《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伯纳尔(Bernal)著,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进一步考证,在此书第26-27页又指出:“1898年夏,他们在中国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只是这句话,不是陈铨亚提到的在第28页。这里并未说明此书就是《泰西民法志》),也没有细说这是什么书。由此比较来看,该书中所述前后存在矛盾,无法确定1898年版的《泰西民法志》存在。

  对于陈铨亚提出的“《唐庆增经济讲演集》中偶一提及”,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书中查到,《唐庆增经济讲演集》(世界书局1933年5月版)一书中刊载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一得》一文,在第124页是这样表述的:

  晚近西洋经济学说之流入我华土者,以各种社会主义为多,尤以马克斯学说风行为最广。坊间出版物之多,远驾他种著作而上之。近人每谓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为五四运动以后之事实,此说殊不尽然,据不佞所知,清末胡君贻谷曾承西人李提摩太(为宗教家极喜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之嘱,将英人克可泼(T.Kirkup)所著《社会主义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译出,以《泰西民法志》一名出版,该书在当时虽未有何等重大之影响,然为国人研究社会主义之碻矢,可知此项主义之流入华土,非今日始耳。 

  可见,此文虽然提及《泰西民法志》,但是并没有说马克思主义是在1898年传入中国的。

  类似文章还有不少,都有力地反驳马克思主义在1898年最早传入中国的提法,使这一提法也因为缺乏论据支持而不能自圆其说。

  1899年之说论据确凿 

  实际上,早在陈铨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1898年最早传入中国提法之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是因为有充分详实的史料基础支撑。

  例如,姜义华编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史料汇编,具有权威性。在其34页上刊载了原载于1899年2月至5月的《万国公报》第121册至第123册的《大同学》(摘录),在第一章《今世景象》中提到,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原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指出:“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些译文是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马克思的思想按照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方式表达出来。

  又如,林琳根据史料考证,在1985年在《学术论坛》杂志曾撰文指出:“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是1899年2月。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林琳进一步判定:

  《大同学》第一章中的“马克思,就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绝不是指其他什么英人;《三》英文原句中并没有 “英人”二字。“英人”二字是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二人在翻译过程中自作主张加上去的。既然《社会进化》一书中原本没有把马克思说成英国人,为什么笔录者蔡尔康却要在马克思前面加上“英人”二字呢?这可能是由于蔡尔康不知道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这一历史事实,再加上马克思自1849年8月24日流亡英国伦敦后,一直在伦敦从事写作和实际斗争的领导工作,逝世后又葬在伦敦郊区,因而蔡尔康把马克思误认为英国人。到笔述《大同学》第三章时,大约蔡尔康已经发现了自己在第一章中把马克思写成“英人”的错误,于是在第三章中就不再说马克思是英国人了,而明确地说马克思是德国人。 

  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赵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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