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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学术实践价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陆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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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7-03-16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的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对于这部著作,中央在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作了正面的评价。“历史决议”在概括“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写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时论述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并指明,这些正确思想,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主要著作中。201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给了如下的评价:《正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正处》所贯穿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统一的特质,使我们想到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学术家地位的崇高评价。借此机会,我想就毛泽东学术家地位和《正处》的学术实践价值的问题讲一讲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

  (一)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第一个评价了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中共中央通过1981年的“历史决议”,作出了科学评价,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在当前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普遍的倾向是只从领袖的视角评价他,特别是只从政治的视角评价他,很少有人从学者的角度肯定他的贡献,分析他的心路进程,考察他对于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和忧虑。中国出版业的一项大工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入300种著作,但未把毛泽东当作学术家、毛泽东的若干著作当作学术著作收入其中。撇开了学术家地位,被评价的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容易被贬低为仅仅是个政治家,而单是政治家的人在历史上总是充满争议、易受曲解、很难流芳的。

  笔者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习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以党的总书记名义对毛泽东作了学术评价。他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这里,讲了三个“家”,又加了“伟大”的定语,是对毛泽东崇高学术家地位的充分肯定。

  (二)中共涌现出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兼学术家的伟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作了学术家地位的评价,就使毛泽东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以本有的革命家兼学术家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站立在历史高端。如果我们忽略了他的伟大的学术贡献,就不能理解他的政治军事文化的战略决断的深刻基础,就不能全面解释他在实践中所向披靡的巨大业绩,就无从领略他的伟人风采和他在亿万斯年的深远影响。那么,中共涌现出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的原因在哪里呢?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看,需要既是思想家、学术家又是政治家、革命家的人来建构正确对待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来制定使革命正确展开和取得胜利的宏伟战略。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应运而生,成为这样的伟大人物。二人骑上了引领人类在一个崭新时代奔跑的“白马”(按:这是黑格尔对历史人物的说辞,本文借用此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从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中国的实践来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多重品质的人来担当领导使命。第一,试图学习西方、运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就需要一位能完成这样的中国化事业的理论智慧杰出、自主精神昂扬的人物。第二,中国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就需要一位了解农村、懂得农民、具有领导农民革命丰富经验、能把农民革命任务担在肩上的人物。第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需要一位能成长为军事战略家、把统率革命军队的责任担当起来的人物。第四,中国近现代整个的革命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和文化承续的运动,是在继承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运动。这就需要一位深通传统文化、文化素养深厚、文化创造力强大的人物。这四个方面的要求是中国历史发展到20世纪对于革命领袖的要求,四者叠加起来,使中共的领导核心应当既是革命家又是学术家,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实践家又是文化巨匠的人物,极难寻找到合格者。恩格斯用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的观点论述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他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这种出现也有必然性,因为“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最终总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无数英才,推举出了一批“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的领袖人物。他们先后在实践的严峻检验中浮沉。直到建党15周年以后,才把全面适合上述四项要求的毛泽东一步步推上了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中,奠定了深厚的中学和西学的基础,铸就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文化气质;他出身农家,深知农民,建党初期从事农民运动,掌握领导这个运动的要领;秋收起义以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他,依靠深刻的哲学智慧和对实践经验的尊重和总结,很快成为军事大家;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党内培育了传统和当代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人民服务”的人文价值、“独立自主”的坚韧品格统一在一起的文化精神,开辟了军事和文化的两条战线,论述了新文化结构;曾在中央苏区被带上“狭隘经验论”帽子的他,发奋读书,深入思考,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创造方面后来居上,厚积薄发,成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在哲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各个学科贡献了学术创造。毛泽东之所以被历史和人民选中,既是时势造就、中国伟大文化传统铸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培植的结果,又是他天生有才、长于学习、艰苦积累、意气风发的结果。

  当然,同时具备满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需要的毛泽东,也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显现出他的局限性。这也是1957年后毛泽东出现两次错误,他自己作过总结、后来的“历史决议”作了全面总结的原因。这是个评价英雄人物的深刻的历史观问题,需要后人研究和回答。

  (三)毛泽东学术的多学科内涵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把马、恩、列的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进而在二者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原理,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创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学科。在那个大时代,俄国产生了以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欧洲产生了以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产生了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后裔中的三大哲学学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和创造者,毛泽东才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毛泽东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顾名思义,思想家就是生产人类先进思想的大家,他们给人类、给民族贡献了深刻的思想。思想家未必是哲学家。比如,中国学术界公认,鲁迅是思想家,但几乎无人说他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未必是思想家。比如,冯友兰是哲学家,但极少有人说他是思想家。二者的区别在哪里?第一,思想家思想具有宽广性。他们不仅具有哲学思想,还具有横跨各个学术领域或综合各个学术领域的丰富思想。毛泽东从自然、社会到思维,从宇观世界、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人类历史到世界现实,都提出了深度观察和卓越见解。第二,思想家思想具有深邃性。他们往往超越学科眼光,对社会、对人性、对历史的奥秘提出独到的判断。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产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91页)第三,思想家思想具有超越性。他们提出的思想往往为前人所不知、今人所未想、常人所难解。毛泽东从1929年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起,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几多人反对,几多人不解,几多人违离,直到一个时期在党内成为孤家寡人。但历史却证明,唯独毛泽东道路才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第四,思想家思想具有接地性。思想家和一般的学术家不同,后者专注于纯学术,而思想家则必定对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发表洞察性的见地,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毛泽东对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坚定信念,对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高歌咏唱,是他思想的接地性的集中表现。思想的宽广性与深邃性两全、超越性与接地性和合,那才是思想家。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思想家。

  毛泽东还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作为革命家兼学术家的毛泽东,既有对社会科学多种学科加以研究的使命,又具有研究这些学科的素质,能够把这样的研究使命担当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必须建设军队、党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成为军事统帅。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但在战争之中学会战争,不但胜任了军事统帅责任,而且成了伟大的军事学家,是中国新时代的孙子。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对“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党“深刻地给以注意”。(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2页)这样的政治,而且是专注于人民解放、人民当政的新政治,锤炼出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学家。中国革命是在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民族中开展的。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毛泽东,很早就概括出“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转引自《解放日报》1992年5月3日)他紧紧抓住文化工作、深入研究文化问题、形成指导党的文化工作的科学思想,从而成为伟大的文化学家。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关注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这是不能不关注的。全国解放以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他学习经济、研究经济,对经济工作提出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有自己的经济思想,但没有条件成为经济学家。毛泽东是“史学癖”,他就历史发表的谈话和读二十四史所写的批注,提出了他的史学见解。但因为缺乏系统性而不称历史学家。

  (四)毛泽东学术的存在样式

  中国当代学术界的许多同仁,不承认毛泽东是学术家,更不用说承认他是伟大的学术家,一是因为对“学术”概念缺乏正确界定,似乎必须对现实社会持中性立场以至反对立场,对当代社会实践取批判态度以至否定态度,沿用中国老先生和外国权威的话语,造出一般人听不懂的各种话语,才是学术;其实,所谓学术,应当是洞察人的一般本性和具体人性,分析人的类生活诸方面和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本质,发现其中的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价值和价值观,以逻辑或直觉理性加以表述的学问及其体系。二是因为对于革命家兼学术家人物的所作的学术工作、所表达的学术观点的历史成因、工作方式、话语特点不能理解;其实,革命理论和人文学术既是区别的(革命理论中的立场和路线、方针、政策、策略部分,即实践理念部分不是学术)又是互证的(实践理念中存在着学术论证),可以并存的。三是因为对于革命家兼学术家的著作的实存样式,缺乏类型性了解。笔者想分析一下毛泽东学术思想的五种存在样式。

  第一种存在样式是纯学术著作。

  毛泽东著有《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计12100字,陈述哲学的“大本大源”,论列崇尚个性的“精神的个人主义”主张,张扬“意志力”和“心力”;著有《哲学批注集》,汇集他在阅读10部中外学者所写哲学著作时写的评论,计27000字,其中的许多观点,超越马克思和列宁;著有享誉世界、为各国哲学家所孜孜研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著有《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給陈伯达》《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给张闻天》两文,为真正科学对待古代文化的宝贵文献。建国以后的一系列学术性文章和谈话,例如,论述“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提出“夸克”可分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均属此类。

  第二种存在样式是综合讨论政治军事文化的实践问题、学术思想具有强烈系统性和鲜明创造性的著作。

  其中最杰出的当数军事学和哲学贡献非常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实践规律具有统计性的论述,出现在量子力学问世不久,是社会科学史上的学术奇迹;同样这样伟大的是《论持久战》,它是中国历史上与《孙子兵法》媲美的佳作,其第59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又一高峰;综合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和社会主张的《论联合政府》和对此加以论释的七大“口头报告”,其“规律观和价值观之统一”的论述,“人的共性和个性之统一”的论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统一”的论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的建构和学术体系的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文艺“为什么人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价值观论述,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它的“欲实现工业化必先加强农业”,“欲加强国防必先加强经济”等被称为“反弹琵琶”的矛盾统一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开创性思想;《正处》也属于这种样式的大制作。

  第三种存在样式是论述专题问题或规定重要政策的文件中为了论证而阐述个别学术观点的著作。

  如《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策略问题》中关于对顽固派作斗争需遵循“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从而论证了“矛盾斗争性具有相对性”的论述;《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关于价值可能性空间的论述;《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中间地带”从而透现矛盾的中介性的论述;等等。

  第四种存在样式是各个时期所作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于国情、民意的分析,反映了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的客观的辩证法和种种经济政治文化的事实。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中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毛泽东在1937年10月6日所写《<农村调查>序言一》中说:“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岗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手而损失。”(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一>》,《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第五种存在样式是论述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作战方法,揭示其学术依据的著作。

  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作战电报中关于战法的论述中,均写有创造性的辩证法思想。例如,1947年8月29日致电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要求“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我称之为“中介型战法”,把恩格斯所说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中介”现象,推进到实践论意义上的“中介”决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不珍惜毛泽东的数量不大但价值连城的纯学术著作,不理解毛泽东综合性大著作中的系统性学术贡献,不发掘毛泽东大量专门著作中的独到学术见地,不知道毛泽东调查研究报告的学术价值,不理会毛泽东方法论著作中的哲学创造,难怪会忽视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

  二、毛泽东哲学及其在《正处》中的发展

  (一)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1.建构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骨架的实践哲学体系。

  国外有学者早就指出:“两论”不应当看作是两篇著作,而应主要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缺一不可的统一的一篇著作。一般说来,可以说这两篇著作一起构成了辩证唯物论的整体。”(参看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是怎么构成整体的呢?从毛泽东原著看,有两个学术构成机制:第一个学术构成机制是以实践论带矛盾论。实践论解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解决“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的统一”问题,把后者规定为“矛盾问题的精髓”,这是由实践论所规定的。普遍矛盾的实存形式为“普遍真理”,特殊矛盾的实存形式为“具体实践”,二者的统一,实质上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表现。这这个意义上,“两论”都是实践论。第二个学术构成机制是以矛盾论析实践论。实践论的各个原理,也由成对范畴所表达,这种表达,要以矛盾论为方法。实际的实践过程,又是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矛盾论是实践论的方法论。综合起来说:毛泽东哲学体系是以中国化的实践论为理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系,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

  2.全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

  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毛泽东把世界看作是人在其中实践的世界,不是无人的先在自然界。所以他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09—310页)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毛泽东坚持实践论核心,提出了“具体实践”范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796页)将它同一般“实践”范畴相结合,突出实践过程中“规范性认识”,形成了全面的认识过程论,对“实践标准”不仅使用于理论是非的检验,尤其使用于政策科学与否的检验。

  3.全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

  确立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是矛盾学说的精髓;发展了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学说,创造性地指明:“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74页)强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范畴的相关性及其在辩证法范畴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提出了事物发展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参看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实现价值具有多种可能性、(参看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4页)几率分布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三维判断,(参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实际上提出了“可能性空间结构”的新思想,对于“命运”范畴的内涵作了深刻揭示。海德格尔把“可能性”看作“此在”的最本质特征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毛泽东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同样睿智、更为现实的结论。还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揭示它的中介性奥秘。毛泽东讲辩证法,喜欢说“一分为二”,但在论述实际的辩证运动时,他更重视“两极端之间的中项”,提出一系列的三项式:政治上的“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军事上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文化上的“西学——中西融合——中学”。连哲学自身的原理也有中介地给以阐述。如前已述,他认为,认识形式是三项的:“理论认识——评价认识——规范认识”;矛盾机制是三项的:“同一性——又同一又斗争——斗争性”。毛泽东批评苏联人的哲学思维,他们要么搞同一性,要么搞斗争性,不知道还有“又同一又斗争”这个中介项。(参看师哲:《与毛泽东一起的岁月》,《人物》2002年第3期)

  4.在发展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创造论。

  突出人和人民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强调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在历史观意义上提出“高扬人的创造历史的自觉能动性和尊重历史既成环境的客观实在性”二者统一的历史过程论。把“命运”范畴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界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5页,第4卷,第1487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0、491页)用“命运掌握论”注释“历史创造论”。它表明:现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作为实践主体和中国社会作为实践客体,二者关系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才是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的基本问题。重新界定规律论,将社会实践规律区分为“实践指导规律”(由“战争指导规律”合理泛化而来)(参看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和“实践行动规律”,(同上,第181页)并且,令人非常惊奇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的统计性。(同上,第191页)当它的实践指导规律和实践行动规律不断展开并达到了成功,由此构成的贯穿性的规律,它们就是该领域该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比如,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49年社会现代化基本实现,经过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阶段,把它的各个阶段的实践指导规律和实践行动规律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说:从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必然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又有非社会主义成分与之相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三个中介性社会的逐步过渡。我们可以称之谓中国近现代运动的中介过渡规律。(参看拙著:《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8—220页)

  我们对毛泽东哲学创新的系列回顾和显性解读证明:毛泽东的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后裔中,独树一帜,昂首阔步,他突破了普列汉诺夫解读模式,突出了马克思原始创新的实践论核心,创立了“具体实践论”、“可能性空间论”、“统计规律论”、“规范认识论”、“中介辩证论”、“命运掌握论”、“历史创造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奠定基础,给中国现代哲学铸就了核心部分,它将以学科形态传承到千秋万代。

  (二)《正处》一书中毛泽东哲学的新发展

  《正处》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后来毛泽东依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它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经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矛盾的体系也出现一系列新的状况,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批判斯大林的过程中发生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加以分析的时候写成和发表的。

  文章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也发展了这一辩证法。这是它的重大哲学贡献。

  1.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在这个维度上将矛盾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

  《正处》的哲学批判指向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完全适应,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完全适合,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就在于全社会的团结一致。这种观点,不合乎矛盾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也不合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实际状况。《正处》的哲学贡献,在于坚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实际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的布满全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提出“正确处理”的实践要求,将矛盾论和实践论再次统一起来。(按:《正处》文本载于《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4页,凡引自该文本的,不另注明出处)物质本体论的矛盾观,仅仅承认矛盾的自在;实践论的矛盾观则是追求通过实践,解决矛盾,实现人所要求的发展。“正确处理”在实践论的意义上,包括三个环节:第一,矛盾的客观性分析;第二,解决矛盾的价值观引导;第三,矛盾从对立达到统一的解决。

  2.发现矛盾类型性的存在,将矛盾的逻辑扩展为“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类型性)——矛盾的个体性”。

  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把矛盾划分为两个两大类:第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划分;另一类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划分。前者是矛盾的不同质性,后者是矛盾的不平衡性。《正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业已建立的新态势下,划分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

  3.阐明实践中矛盾运动的落点在实现矛盾双方的相对的统一,揭示矛盾统一的三种形态。

  《正处》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或方针是“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判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或方针,蕴含着矛盾着的对立面如何统一的重大理论结语。在这里,“团结”是对立面在真理认知和价值趋同的基础上的群体集合,是对立面之统一的融合状态。而根据“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论点,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上,团结是绝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斗争是相对的。另一种矛盾统一的形态,是利益有着根本的对立、但在一定历史阶段面对共同的历史使命的双方,在这个阶段内取得矛盾对立性和矛盾统一性的平衡状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对立面之统一就是这种状态。第三种矛盾统一状态态则是矛盾的一方战胜矛盾的另一方,从而结束旧矛盾统一体而构成新的矛盾统一体。这是矛盾运动的扬弃状态。这三种矛盾统一的状态均是对立面之统一的形态。

  (三)毛泽东《正处》中的政治哲学论述

  哲学体系,分为元哲学和它的分支: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等等构成。毛泽东哲学也是这样。西方学者大多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政治规范价值的,而这些价值是人与生俱来的,因而是与现实无关的、非历史的。英国学者G·A·柯亨说:政治哲学“是学院式哲学,它用抽象的哲学思考去研究规范判断的本质与真理,因而是非历史的。”(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转引自段忠桥:《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当代中国学者有一部分是肯定柯亨定义的,如俞可平说:政治哲学是“主要关心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价标准的哲学”,(参看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期);另一部分学者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政治哲学规定为“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现实正义原则”和“理想性价值”的哲学。(参看王新生:《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笔者愿意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维度和阐明价值要求的人文维度相统一的哲学的理解,把它的政治哲学定义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政治发展规律与政治价值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支学科。”

  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哲学家,他的哲学中包含着创造性的政治哲学思想。《正处》在政治哲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第一,揭示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政治发展规律是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为法宝,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规律则是:以“团结——批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法宝,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目标。综合起来说,近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是从反封建的民主呼吁,到旧式的民主的有限建立和受到批判,到新式的民主的赢得胜利和得到发展,再到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探索和走向成熟。第二,阐明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在《正处》发表后的当年8月3日,毛泽东写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把《正处》中阐述的政治价值观概括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们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在第543页)在这段全面论述政治价值观的文字中,论述了政治价值观的三个范畴:一为“民主”,二为“自由”,三为“人权”,论述特点是把这三大政治价值范畴看作是有内在约束的或自我规定的范畴。“民主”内在地含着人民意志的集中,“自由”内在地含着对法制纪律的遵循(按: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做的事的权力”,(参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1卷第2、3、4节)“人权”是个人作价值本位,社会尊重个人的自我选择,但个人的这种选择内在地包含服膺社会利益。同时,政治价值不具有终极性,坚守政治价值,服务于社会进步,就中国而言吧,则服务于国家巩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发展。这样,民主价值就具有两重性,就政治价值的实现而言,民主是目的,就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而言,民主只是手段。在《正处》中,毛泽东说:“有人说是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属于哪个范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蒂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参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2—623页)民主是手段这句话,久遭批判,其实,此论的发明者并非毛泽东,而是恩格斯。他说:“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4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2页)对“民主是手段”之论的批判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批判。

  三、《正处》是建国后中共“治国理政”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对此有过论述,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对这个转化过程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预计了这个转化过程并指明其工作的艰苦性。党在当时并不是对这种转化一无所知。1949年10月建国到1956年党的八大的七年,其前段是为巩固政权而浴血奋斗,同时恢复被长期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其后段则是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的七年,应该说,我们党兼具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品格,既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完成任务,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又要掌握政权,依靠政权力量完成革命建设的各项任务。八大以后,我们党才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执政党。如何认识这之后的党的转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正处》的回答是经典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党的任务有两条:第一条:“巩固我们的新制度”;第二条:“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发展我们的新经济,发展我们的新文化”。这里的判断和党的十六大的判断是相应的:所谓“执政党”,就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人民政权而言,始终伴随着“掌握政权”的使命,如果政权掌握不了了,还有什么执政可言呢。就此而言,我们党在克服上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巩固政权放在首位,失去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错误以后,今天仍然要把十六大所说的“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使命完成好。

  (二)《正处》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纲领性设计

  1.把握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国情,论述制定治国理政纲领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应是这样。《正处》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情,作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一是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二是论述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基本矛盾的特殊状况。这就是,它“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所谓“没有完全建成”,还在“逐步建立”中,生产关系中三大复杂问题,即所有制问题、交换方式问题、分配方式问题,特别是它们的实现形式,“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的,但它的不完善又不相适应;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矛盾状况也是如此。所谓“不完全巩固”,是指“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等。三是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表现。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总题目”。

  2.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明确治国理政的价值方向。

  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7页)不仅文艺问题如此,党的全部工作都是如此。 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共产党人持怎样的价值观,这是最根本的。《正处》在全部论述中把领导国家、建设国家所遵循的价值观放在首要的位置。它在对当时国情作了分析后论述了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正处》有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论述表明:人民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价值对象;人民有六亿,为六亿人筹划、服务,这是执政的重要原则;六亿人民是整体,中间有结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为六亿人民服务的题中必有之义。

  3.依据社会形态三分的理论,搭建了治国理政的思维的和政策的框架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三分的理论。《正处》据以搭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三维框架。政治一维,所指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对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制度,认同不认同、适应不适应的矛盾,一种是由于社会主义是新事物,人们在认识上总有矛盾,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牵涉到利益而引发的矛盾。处理政治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用民主的方法,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同时提出,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一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构了介于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形式。经济一维,所指矛盾主要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各种矛盾以及“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等所有的经济问题。处理经济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正处》的原意是把这个八字方针用在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但历史的发展证明,在经济领域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更有生命力。按哲学的解读,“统筹兼顾”是在“质”上把所有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放在自己的视野中,按照各自的社会地位、社会需求加以照顾;“适当安排”则是在“量”的比例上恰如其分地分配它们的利益。这里,我们要区别计划经济中通过行政手段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市场机制加上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它。文化一维,所指矛盾包括世界观方面的新旧矛盾,思想认知方面的是非矛盾,学术派别之间的矛盾,艺术派别之间的矛盾。处理文化领域的种种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综合起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就是处理政治矛盾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经济矛盾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文化矛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24字方针,加上处理党际矛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8个字,就是32字方针。

  4.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开辟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党的治国理政的重点放在建设上。毛泽东深处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各个社会阶级都还存在,围绕社会主义道路争论很多,社会主义各国社会动荡不宁的复杂情况下,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讲思想政治战线的矛盾有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正处》直到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展,做最后定稿时,也没有提出阶级斗争是纲(按:提阶级斗争为纲,是1964年以后的事),仍然坚持团结人民进行一场向自然界开战的新的战争。

  《正处》没有多谈经济问题,但提出这方面的两个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实践解决这两个矛盾。更重要的是在第12节讨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一节内容是同《论十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毛泽东创造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它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辩证法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

  (三)《正处》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实践纲领有了划时代的发展。2012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将其系统化、深刻化,形成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和纲领体系。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视角看,就是要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来加强全体人民的团结;就是要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体制、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来协调人民内部关系;就是要用“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用以规范社会秩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就是要用“全面从严治党”,来不断解决党内矛盾,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在贯彻上述治国理政思想和纲领的过程中,《正处》的思想仍具有积极作用。

  1.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

  恩格斯早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致奥·伯尔尼》(189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正处》在实质上也是这样看社会主义的,它提出并科学论述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个论述,改革开放初,为邓小平所肯定。(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毛泽东以此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性,“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需要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的生产关系,进而造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市场经济为决定性基础、适度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交换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崭新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内涵、结构和解决方式都出现新的状态。

  2.社会主义时代的基本价值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前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真理和价值相结合的理论,自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既强调生产力标准,又强调“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最高标准”以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第1096)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建立了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相统一的架构。《正处》坚持和发展了这个二重维度的架构,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确定了根本的价值。新时期以来,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系列讲话,始终坚持这个基本价值,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理想。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三维架构贯穿在“四个全面”的治国纲领中。

  在政治维度上,我们仍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广泛争议,这是无从回避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三个层面上存在和展开:一是学术思想上的矛盾,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复古主义的文化思想,教条主义的保守思想,都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相互矛盾着;二是政治思潮上的矛盾,所谓“思潮”是已经越出学术范围,演变成为政治见解的抱团宣示,出现了所谓“舆论反动派”;三是政治活动派别的矛盾,这些人们,针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集团性的政治反对活动。这三种状态,除第一种是思想文化问题以外。其他两种都是政治领域的矛盾。就第三个层面而言,他们已经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力量。这就是说,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只是处理敌我矛盾,采取依法定罪并给以法办的处理方式,而学派性的思想认识的矛盾,思潮性的政治是非的矛盾,不触犯法律,都应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

  在经济维度上,我们也面对着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矛盾,各个利益集团的公平分配的矛盾。尤其是“效益和公平统一”的原则的贯彻,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对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影响极大。处理经济维度的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仍是正确的决策原则。跟《正处》时期用行政手段贯彻不同,在当代,首先要依靠发展市场经济、健全市场机制、建立市场法规的办法来解决,同时,政府也要在自觉调节方面加大保障力度。

  在文化维度上,我们也面对深刻而广泛的矛盾。《正处》所说: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情况仍然如此;《正处》所说:“唯心主义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这种批评也不断发生;《正处》所说:“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今天的学术界、艺术界层出不穷;《正处》所说:处理这些矛盾,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今天仍应如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亦可以这种方法解决。在当代中国知识界,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批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已经是过时的学说的人们,其数量并不少于马克思主义者,其余的大多数则处在中间状态——半赞成半不赞成、这个问题上赞成那个问题上不赞成、一时赞成一时不赞成。这样的矛盾,应该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通过贯彻双百方针的相互批评来解决。

  四、总结历史经验以推进“正处”的学术研究

  (一)《正处》论述的治国理政纲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

  1.作为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第一个治国理政纲领的历史性。

  从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到2017年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有61年的历史。《正处》是在这61年历程的第二年写的。从客观情况说: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远未完全建立,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还在探索之始;从实践过程说,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还在起跑线上;从理论建构而言,缺乏经验基础的理论只能是初步的理论。《正处》的思想只能是来自之前党掌握的理论和眼前的实践的初次的结合。

  2.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局限性。

  一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受着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以笔者看,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先要回答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物极必反的产物。当19世纪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交换方式是自发的市场经济、分配方式是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解决这个根本矛盾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共占有、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代替按资分配的社会主义;发展到20世纪,资本主义演变为股份制的社会资本代替私人资本、市场经济演变为可与公共占有相连接的中性化经济形式、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演变为既有雇佣劳动报酬、又有购买股份而获得的增值报酬,解决这样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又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社会自觉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的社会主义。就中国而言,实现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正处》那时是不了解的。新体制下面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当代人重新研究。

  二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如何演变的估计,受着缺乏实践经验的局限。就当时而言,《正处》的判断是合乎实际的: “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这未必能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全过程的科学认识。经过1957年到1981年的二十四年演变,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对此提出如下的判断:“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破坏活动,必须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又经过1981年到今年的三十六年演变,我们需要对于当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作出新的论述。

  三是对于带有阶级斗争性质问题的处理方针,具有简单性和扩大化的局限。《正处》发表后,发生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活动,我们党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即运用大规模政治运动来处置,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总结这个历史教训,现在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采取了依法处理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只依法个案处置。应该承认: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事实显示,历史虚无主义的活动越来越加重,政治反对派对抗我国宪法体制的活动时起时伏,这证明:围绕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斗争方式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理论批判、法律规范相结合。解决问题的前提,应该是“全面从严治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统一、政治坚定、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能力非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改革开放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经验

  1978年以后,中国抛弃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和行动纲领,推进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建构和发展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创造了许多新的做法:

  1.以和谐价值引领社会矛盾的处理。

  我们党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价值观,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引领,引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里,按照邓小平所说“不争论”、在实践中检验和统一思想的主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的发生。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和谐价值引领社会矛盾处理,就是这个道理。

  2.以改革开放消解体制性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是解决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大举措。凡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好的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例如,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经过改革,建构了市场经济体制,平均主义被克服,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得到解决。改革没有终点,有时改革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继续深化改革。还是分配问题。“大锅饭”问题解决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要实行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都要贯彻“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原则,保障第一次分配中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公平性,还要为了第二次分配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3.以立法建制规范社会矛盾的解决。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由党委做工作来解决,可以由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来舒缓,但是更好的办法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可以把人和人的矛盾,转化为人和法的矛盾,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解决矛盾。

  (三)当代中国需要一部新的论述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著作

  《正处》的历史性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党永远会面对社会矛盾、包括面对深刻的对抗性敌我矛盾,党必须不断地分析社会矛盾、研究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却是无从回避的。这也是《正处》留给后人的最重要遗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阔步发展,改革开放建设的创新实践在深入展开,创新的思路,建构的方法,系统的设计,每日每时在推进。但我们较少看到运用矛盾辩证法,分析当代的社会矛盾,分析新时期的敌对势力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分析新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矛盾,论述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的文章。笔者认为: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用社会和谐来引领社会矛盾的处理,用改革开放消解体制性矛盾,用立法建制来规范社会矛盾的解决等新鲜经验,立足于此,回溯《正处》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社会矛盾,研究32字方针的当代意义,写出一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著作。

  (报告人: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东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撰稿人,我国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此稿是在2月27日报告会又作了补充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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