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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3卷辅导

 

 山东社会科学院    孟庆仁研究员

 

目  录
导论:本卷的结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封建制度

二、支持指导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

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

 

导论:本卷的结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1月一12月所写的87篇文章,包括通讯、时评和政论文章。其中,马克思51篇,恩格斯26篇,共同署名的10篇。文章绝大部分发表在美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有一些文章同时发表在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些文章作为社论发表;许多文章还转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刊纽约半周论坛报》和纽约每周论坛报上。

    其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欧洲重新进入反动时期,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5211月解散。1854年,反动政治势力继续统治着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革命报刊遭到查封。但是,任何反动政治势力的统治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在革命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局部地区掀起了某种程度的高潮。由于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反动势力横行霸道,1854年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由此爆发了18541856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动摇不定的外交政策,使沙皇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和军事对抗日益尖锐,并于185310月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也叫东方战争。英、法两国于1854年正式对沙皇俄国宣战,形成了以土耳其和英、法为一方,以沙皇俄国为一方的地区性战争,于1856年以俄国战败而告终。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可能公开、正面地阐述自己的革命理论,但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通过对当时各种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来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和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一家移居英国以后,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端窘迫,为报刊撰稿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有所帮助。本卷所收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科学的研究成果,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文章内容丰富,主要涉及当时欧亚两洲发生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如克里木战争和西班牙起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等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封建制度,支持指导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撰写通讯、政论文章,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注意收集有关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因而他们所写的通讯往往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同时,撰写通讯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积累了材料,充实了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1854年重新审阅和整理了过去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并且写下了《货币、信用、危机》手稿。恩格斯主要从事军事问题的研究,撰写这方面的通讯和评论。

   

    一、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封建制度

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几个主要的大国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大国仍然残存着反动的封建制度。这时,资本主义虽然仍然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它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掠夺的本性,它的贪婪和伪善的本来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在革命遭受挫折、资本主义暂时繁荣稳定的年代,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对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更为重要。他们结合欧洲主要国家的现实生活所写的许多文章,从各种角度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马克思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对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反人民的实质和伪善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揭露。通过亲自旁听英国议会的辩论,马克思对英国议会活动的特征有深刻的了解。他指出,议会中对各项政策问题的争辩都是为了装饰门面,欺骗群众。实际上,议会的两个派别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在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下,“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彻底垮台。”(见本卷第62页。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马克思引用老科贝特的话揭穿了议会的实质,说议会只是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316)。在评论议会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时,他还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代表人物科布顿和布莱特等人在议会中鼓吹的“和平论”,说他们是企图以假仁假义的伪装掩盖英国政府的对外掠夺政策。

    马克思对英国内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抨击。英国的财政在这一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赤字庞大。为了弥补赤字,当时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提出了提高所得税税率等一套增加国库收入的措施。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指出,联合内阁的财政政策完全适应它的外交政策,提高所得税的税率就是炮击公众的钱袋,把战争重负转嫁到普通群众的身上。

    在研究英国财政问题的同时,马克思注意到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现象。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英、法、奥地利等国的经济状况:工商业普遍停滞、企业破产倒闭、对外贸易缩减、失业人数增加等等。根据对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指出50年代初期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萧条现象,预示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久,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马克思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根据英国政府官员被迫向议会公布的、他们同俄国沙皇政府之间的秘密信函以及“蓝皮书”中收入的资料和外交文件,马克思对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等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英国政府的这些秘密外交文件,一方面暴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对沙皇俄国的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态度,另一方面也揭穿了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背信弃义,英国政府不仅对沙皇俄国明目张胆的侵略意图采取纵容姑息态度,而且暗中同沙皇政府磋商瓜分土耳其的阴谋计划,以保证英国在近东占有决定作用的地位。针对英国政府“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的谎言,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潜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潜伏着革命,那么女王陛下政府会像哥萨克陛下一样把土耳其苏丹吞掉。”(175176)

马克思评述了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的政策。他在一些文章中分析了法国实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根源,指出法国的国家信用面临崩溃,内部动荡不安。对东方问题的深入探讨,使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看法:“波拿巴的篡位是现在东方纠纷的真正根源。”(7l)指出波拿巴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求助于对外战争:“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别无其他选择。”(109)马克思认为,法国统治阶级不加考虑地增发国债和提高赋税,必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即使战争能使波拿巴在国外赢得一定威望,结果也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国统治的崩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反动封建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揭露。

这一时期,他们仍然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因此他们在分析克里木战争背景和参战各国外交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中,总是首先集中揭露沙皇俄国妄图吞并土耳其进而称霸欧洲的野心。他们指出,沙皇政府要求维护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的宗教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想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独霸统治,迫使土耳其政府听从沙皇的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剖析沙皇向西方强国暗示的共同瓜分土耳其的计划,揭穿了沙皇的阴谋诡计,指出沙皇的真实目的是在摧毁土耳其的现存统治权力之后,利用他同这个国家的正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攫取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沙皇“将得到牡蛎肉,而西方各国政府则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2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给予巨大的关注。他们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采取摇摆不定的中立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中立政策是不能持久的,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鲁士和奥地利随时可能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者站到俄国一边,或者站到英、法和土耳其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否参加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德意志大邦中一个也没有参加战争,战争将局限于地区性的冲突,“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7)

马克思尤其注意研究奥地利的对内对外政策,因为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有利的地位。他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分析得出结论: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是由哈布斯堡帝国反动制度的不稳定、这个帝国的内政和外交困难所决定的。这使得奥地利政府好象处在两团火焰之间。他还具体分析了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奥地利在1854年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虽然屡次发行公债,强行勒索,企图解决通货贬值的问题,然而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府不得不转而依靠银行,以致银行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119)。马克思指出,正是国内的财政困难决定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立场:一方面,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和吞并土耳其,因为这将损害它的贸易,并会引起帝国内斯拉夫人的骚动;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一个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奥地利帝国经济困难,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境内潜藏着人民起义的危机,但它仍是不可轻视的,它拥有一支使交战双方都感到敬畏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加入西方同盟,战争将会演变为整个欧洲反对俄国的战争,从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开广阔的前景,有利于欧洲的民主改造和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其他仍然保留着封建制度的国家,马克思也进行了剖析。马克思反对欧洲列强瓜分或吞并土耳其,然而与欧洲某些政治家相反,他并不主张保存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阻碍着欧洲的进步,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必将走向灭亡。

    

二、支持指导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阐明了自己支持工人运动的立场并对工人运动进行了正确的指导,还阐明了对革命的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建立了联系,移居英国以后,这种联系更加密切。他们不仅为宪章派报刊撰稿,还参加了宪章派的一些活动。1854年,宪章派领袖琼斯等人,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倡议召开工人议会,以便讨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马克思认为,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积极宣传琼斯等人的建议,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报道工人议会情况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用浅近的语言叙述了在宪章派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帮助宪章派向劳动群众揭露英国议会的阶级性;通过分析议会的社会成分和现行的选举制度,指出英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工人阶级 ——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工人议会邀请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出席会议,马克思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出席,但他寄去了一篇祝词——《给工人议会的信》。信中分析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阐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并向英国工人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134)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只有组织全国性的政党,才能获得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为反对“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工人阶级的奴役地位”而斗争(第126页)。

从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的认识出发,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根本问题的必要条件。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同情饱受奥地利统治之苦的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们指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对匈牙利和伦巴第的占有和掠夺,只要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它的破产就不可避免。同时马克思批判了意大利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民族利己主义,指出:“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就是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24224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在本卷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在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通讯中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进展,分析了运动的性质和前景。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19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

    在阐述西班牙革命历史的文章中,马克思充分肯定西班牙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认为无论是专制独裁政体、“神圣的宗教裁判所”,还是拿破仑的军队,都不能摧毁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尽管西班牙国家乍一看多么死气沉沉,在它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民的活力还沉睡未醒,拿破仑第一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力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么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同小可地大吃一惊”。(第511页)马克思热情地描述了西班牙人民如何自发地开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在斗争中表现出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他专门研究了广大群众参加的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各个阶段的特点。同时他也注意到当时西班牙人民仍然把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更换上,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要求亲自参与领导抵抗运动的觉悟水平。

马克思揭示了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根据对西班牙历史的研究,他认为,西班牙建立君主专制比较早,但长期保留地方自治,中央集权制迟迟不能生根,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作为社会统一的开创者而出现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着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510)在西班牙,君主专制建立后,城市工商业不断衰落,国内交换逐渐缩小,地方独立性日益增强。不仅如此,君主专制还尽力阻碍由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易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原则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一批治理不善的共和国。”(510)

    马克思阐明了西班牙革命的特点。在批驳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一书对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指责时,马克思指出,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但由于种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往往带有各自特殊的色彩。他认为,西班牙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使西班牙革命具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革命要想获胜,它本身就必须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583)因此,革命运动胜利以后,很快就会出现复辟。然而,复辟的后果又将是矛盾的激化,以至毫无妥协的可能,最终必然导致一场新的革命。这种多次的反复,表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马克思指出,西班牙革命的另一特点是革命运动必须同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他在谈到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洪达的使命时强调说,任何政治机构,如果不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它就必然垮台。

同时,马克思还揭示了西班牙反对波拿巴斗争的矛盾性质,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516)这种两面性进一步加深了西班牙革命的内在矛盾。这是西班牙革命的又一个特点。    

    马克思继续阐发了必须重视团结农民的思想。他指出,西班牙农村居民落后保守,不了解斗争的意义,对革命运动往往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古旧风俗的仓库里是不足为奇的,不能因此而忽视争取农民的任务。他总结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仅仅限于“城市革命”(581),没有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结合起来,从而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严重削弱了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说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通过对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领导成员和1812年宪法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中央洪达是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它行动无力,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1812年宪法尽管具有限制王权的进步倾向,但这部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却是保持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并且在宪法中还存在着对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班牙革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他们当时就注意到了西班牙1854年起义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特点: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比以前大大提高,工人不再轻易受骗上当,街垒战重新显示出强大威力,等等。但是根据对西班牙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和几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资源尚未开发、人口也很稀少的国家中是谈不上的。”(488)因此,当时的西班牙革命,还不具备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条件。

    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克里木战争,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战争的原因和性质,评述战争各个阶段军事行动的进程,揭露各国统治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幕后外交活动,阐明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欧洲民主运动利益出发,确定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他们以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为依据,继续坚持1848年革命时期的策略,希望战争能够发展成具有全欧规模的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将成为“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的序幕即欧洲各国人民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斗的序幕。”(655)在两篇《欧洲战争》、《战争》和《战况的进展》等文章中,他们明确地表述了关于通过革命战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欧洲民主改造的思想。恩格斯形象地把沉寂已久的欧洲革命比作欧洲五大强国之外的“第六强国”。他表示深信,这个“第六强国”将对战争的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当“第六强国”即革命出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条件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它将会“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8)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帮助土耳其抵御俄国的伪善面貌。他们指出,英法两国政府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其目的只是想要削弱沙皇这个与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英国政府在帮助土耳其的幌子下,不断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土耳其的干涉,这种干涉的结果只会加速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法国政府对俄宣战则是出于波拿巴的殖民主义立场和为了摆脱国内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认为,克里木战争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宗教争执”,或“自由和专制”的斗争,而是欧洲列强争夺私利的斗争。马克思在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一文中写道:“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要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要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246247)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英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根本无意彻底摧毁沙皇俄国这个反动支柱,只想通过局部冲突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因而他们总是力图使战争局限在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千方百计防止战争规模的扩大,唯恐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

本卷关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文章,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而大多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具有广博精深的军事知识。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他们注意观察战争的进展,研究参战各国发布的官方消息、报刊上的通讯报道以及从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情报资料,及时写出有关战争全局和一些重要战役的评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本卷收入的军事评论文章,连同前后几卷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们在评论克里木战争的时候,阐述了经济对战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在谈到英、法两国站在土耳其一边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原因的时候指出,特拉佩宗特的贸易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厉害冲突之源;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把俄国从黑海沿岸赶走,夺占高加索和克里木,削弱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和远东的阵地,把土耳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起自己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管制,目的是夺取这些地区的市场,从对东方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俄国则尽力保护对地主和商人有利的黑海海峡的旧秩序。

    恩格斯在关于克里木战争的《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几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军队的状况起着决定作用。在这些文章中,他揭露了英国军队的指挥管理系统的弊端和守旧性质,指出它是由英国某些政治制度的落后性所决定的。他指出,英国的军队从组织制度到制服装具,没有一个项目不是落在任何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军队后面的;它的军队领导权分别掌握在四个各自为政而又互相妨碍的部门,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集中在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这种状况,导致了克里木战争中英国军队陷入迅速瓦解的境地。他批评英国军队指挥管理部门存在许多严重弊病:领导不集中、实行买卖军官官衔证书制度、训练制度和操典陈旧等等,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在于军队的领导墨守陈规,顽固坚持僵硬不变的制度,而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更加重了这种制度带来的恶果。

在关于克里木战争的评论中,恩格斯阐述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对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想。他指出,联军各国对消灭沙皇专制制度不感兴趣,害怕对俄国沙皇制度的坚决行动会发展成遍及欧洲的革命烈火。他们还把沙皇俄国视作反革命的后备力量和支柱,因此在战争中都只求达到有限的目的,都竭力使战争局部化,把作战范围局限于他们所要掠夺的地区。这种政治上的目的,决定了无论是英法联军还是俄军,都语言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规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近乎怯懦的小心谨慎有时却由于完全无知而变为轻率的大胆。

    同时,恩格斯认为战争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指出军事科学像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在《欧洲战争》一文中,他提出了军事行动本身具有自己的规律的观点。他在评论欧洲盟国的联合舰队和俄国舰队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时候写道:“关于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行动的命令一旦下达,这些行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第3页)他认为,英、法两国政府给他们的海军指挥官的指示是用一切办法避免任何冲突,但海军舰队既已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像黑海这样使敌对双方军舰难以隐蔽的狭窄而封闭的海面”,发生冲突就难以避免了。军事冲突一旦开始,一般的说政治手段不可能使它中途停止,交战双方“只得在可耻的退却和坚决的战斗之间进行抉择。”(第4页)

    恩格斯通过对交战双方的战争进程和重点战役的综合性分析,阐发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思想。

    他强调了大规模战争中机动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一篇总结克里木战争经验的文章中指出,在有大量军队参加的战争中,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侧翼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说,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是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

    恩格斯强调了战略要地对一个战役的重要作用。他分析了土耳其的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在克里木战争中的作用后指出:“现在锡利斯特里亚对于俄军具有头等重要的防御意义;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不夺取它,俄军就可以认为今年的战役失败了。”没有这个要塞,多布罗加的全部小型堡垒在瓦拉几亚失守时就会毫无用处。而俄军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不仅能扼守多瑙河,而且能大大加强在大规模防御战中对军队有重要作用的多布罗加堡垒。“俄军占有多布罗加和锡利斯特里亚,就可以控制多瑙河并可以根据情况或从图拉真垒墙方面或从锡利斯特里亚采取短促的进攻行动。”“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是赢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第333337页)。

    恩格斯阐述了不同作战形式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在一篇关于克里木战争的前景的文章中,他分析了野战部队和要塞的协同问题。他写道:目前的战争,整个说来给人一种筑城战和围攻战的印象。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它似乎使那些由于拿破仑的迅速机动而取得的军事学术成就化为乌有,使军事学术又回到了18世纪中期的水平。他认为,实际上却恰好相反。要塞和要塞群的作用,只是作为野战部队在机动过程中所依托的据点最后的胜负总是由野战部队来决定的;要塞的作用并不是取决于它们天然的或人工赋予的威力,即它们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们所能给予野战部队以掩护和支援的程度。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筑城战和围攻战意味着阵地战的产生。而野战部队在机动过程即运动中利用要塞作战,这就反映出了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协调配合问题。

    以上几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中阐述的重要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这些战争理论和军事思想,在过了15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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