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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内容导读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郝贵生

 

目录

 

一、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基本内容

二、马克思《对华贸易》和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等著作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主要收集马克思恩格斯1859年10月到1860年3月的著作、文献共24篇。其中马克思17篇,恩格斯7篇。

    1857—185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导致欧洲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新的高潮。1859年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法国人民日益不满波拿巴专制制度,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国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运动进一步活跃,俄国农民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斗争更加激烈,意大利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争夺欧洲霸权斗争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为团结和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适应当时形势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卷主要就是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

    本卷收集的最大一部头著作是马克思的批判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约占全卷的三分之二部分。卷中还有《给<总汇报>编辑的信》、《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声明》等文也是有关马克思批判福格特的内容。此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短评等文章。我们主要介绍《福格特先生》的基本内容,同时也简要介绍其他文章的内容。

 

一、《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写于1860年2—11月,同年12月由英国伦敦佩奇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为什么要写这部著作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领袖

我们知道,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开始投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以来,就一直把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队伍,建立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当作自己的极其重要的任务。1846年,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初,又改组了受德国“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严重影响的工人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6月召开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1847年11月底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纲领性文件,即《共产党宣言》。从这以后,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就开始了组织和领导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斗争实践活动。但是这个组织一诞生,就受到两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是同盟内部的干扰。有些同盟成员包括个别同盟领导成员还不能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背离《宣言》的基本思想,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错误观点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组织上搞宗派和分裂主义,在行为上搞冒险主义。另一方面,同盟的存在和发展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和害怕,他们利用造谣、诬蔑等一切可能的卑鄙手段攻击、诋毁同盟盟员、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及他们的理论。他们还与同盟组织内部的个别人员勾结起来,共同破坏和瓦解刚刚建立的共产主义同盟。如1852年,普鲁士政府科隆法庭依据普鲁士警探伪造的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和其他文件,控告共产主义同盟11名成员犯有“进行叛国性密谋”的罪名,判处其中7名成员3年到6年徒刑。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分别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最近的科隆案件》等文章,痛斥和揭露案件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卑鄙手段。此后,反动派的这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来自党内外的一切敌人在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的猖狂进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领袖。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努力使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进一步熟悉和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道德品质及其革命理论,而不受诽谤歪曲的谬误的影响。这是马克思写作《福格特先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反击福格特及其同伙对同盟、马克思个人及其革命理论的污蔑和猖狂进攻

    1859年12月,一个名叫福格特的人公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这个福格特是德国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至1849年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帝国五摄政之一,50年代到60年代沦为路易·波拿巴的密探。这个人非常痛恨马克思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所以他在这部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拼命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散布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共产主义同盟的活动大肆诋毁,指责他们是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这种行为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欧洲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的典型代表。其所作所为与科隆案件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罪名的捏造,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污蔑遥相呼应。德国资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的敌人就广泛利用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竭力歪曲马克思本人的形象及其革命理论。如这本书前言中所说:“德国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异口同声的胜利叫嚣和欢呼”。(第74页)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及其危害性就非常之大,所以马克思认为,揭露和批判福格特就非常有必要。他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也应该给以坚决的回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5版,第23页)同年2月23日在给另一位友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也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同上,第449页)马克思在本书前言中也说到:“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这位代表了整个流派的人物作一论定。”(第74页)这就是马克思写作本书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从1860年1月起,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他写信给许多同他在共同的政治和革命活动中有过联系的人,请他们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同时他还研究了18—19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各种有关书籍和报刊上做了大量摘录,并亲自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查阅恩格斯保存的有关革命活动及同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1860年9月,基本完成了这一著作,后又补充了一章《一件诉讼案》,11月定名为《福格特先生》,12月出版。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本书书名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最初拟定的书名是《前帝国的福格特》。恩格斯去信建议取名为《卡尔·福格特》。马克思1860年9月25日回信表示:“《卡尔·福格特》不相宜。”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他“打算用《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理由是:“达—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像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马克思这里的意思是利用书名赋予作者的写作意图、揭示著作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著作社会影响等多重功能。恩格斯反对这个书名。在10月1日的回信中写道:“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指福格特)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Karl]的前面—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开玩笑。”马克思10月2日回信中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他说:“‘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同时,马克思表示,关于这一点,他还要跟妻子燕妮商量一下。恩格斯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10月5日的回信中重申道:“至于书名,我再重复一遍,那种只有在把书读了一半以后才能看懂的书名,无论如何是最不成功的。”恩格斯还补充了如下理由:“我的这个意见鲁普斯(即威廉·沃尔弗,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当时住在恩格斯所在的曼彻斯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题献给他的)也完全同意。庸人对福格特早就不那么感兴趣,不会伤脑筋去猜测你为什么称他为达—达。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惟一的事,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一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蔑视嘲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够多的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通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再提及正在排印中的书名一事。一直到11月13日,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排印完必须排书名时,马克思才把《福格特先生》这一书名排上去。转天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在书名问题上我向你让了步,(昨天)已经把《福格特先生》排上去了。我的妻子坚决反对这个书名,而坚持要用《达一达一福格特》,并且旁征博引地指出,甚至在希腊悲剧中,剧名和内容乍一看来也往往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以上详见马克思恩格斯1860年9月25日一11月13日期间的通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6-109页) 马克思最终采用了恩格斯10月1日信中建议过的《福格特先生》这个书名,说明他最终同意了恩格斯对于书名问题的科学认识——“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书名简单、明了、朴素,无疑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就是揭露批判福格特及其同伙对共产主义同盟、工人运动、马克思本人及其革命理论的歪曲和污蔑,阐述工人运动历史的真实面目及其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揭露福格特对共产主义同盟活动及其历史的歪曲,叙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主义同盟的产生、活动的真实情况

    1、揭露福格特把马克思歪曲为所谓“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首领的谎言

   福格特等人为了诋毁马克思的声誉,捏造马克思是当时的所谓“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首领。他在书中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为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看得见的首领。这伙人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第76页)针对这种诬蔑,马克思通过发表当时许多知情人的有关来信揭露这完全是福格特歪曲事实,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曾是“硫磺帮”成员名叫波克罕的人给马克思的信中说,1849年起义失败后,我们这些流亡者也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有时难免干出些荒唐的越轨事情来。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主义政党首领,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第80页)“硫磺帮”是当时所谓的“凡夫俗子”给我们起的绰号,我们自己有时也这样称呼自己。它在1849 —1850年存在过,1850年后,就不存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战友的贝克尔的信中说,当时“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是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的时间不过1849—1850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第115页)贝克尔接着说:“谁能想到,早已被人遗忘的硫磺帮在蛰居10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先生重又点燃,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进攻者;谁能想到,一些阿谀奉迎的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幸灾乐祸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第115页)马克思自己说,他同这个所谓“硫磺帮”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因为这些流亡者曾“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相抗衡。”(第82页)

     福格特还把“硫磺帮”同另一个所谓的“制刷匠帮”看作同一个帮,“制刷匠帮”的首领也是马克思。马克思指出,福格特的书中使用的“制刷匠帮”的原始作者是一个名叫阿布特的人给日内瓦工人协会取的一个骂人的绰号。当时领导日内瓦工人协会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绍恩海默的制刷匠。阿布特就截取了绍恩海默的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其特指是绍恩海默,泛指就是日内瓦工人协会。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曾是秘密组织的成员名叫席利的人给马克思的信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所谓“硫磺帮”组织的基本情况,并指出这个组织同马克思毫无关系,而且也详细介绍了完全不同于“硫磺帮”的“制刷匠帮”的基本情况。信中说:“要知道,他们当中从事‘组织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是你的敌人”,他们“把你诬蔑为敌基督或敌对教皇”。(第96页)马克思通过这些信中的内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第97页)。福格特等人所发现过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不过是他的非分之想,弥天大谎”。(第97页)

    2、揭露福格特诬蔑马克思组织密谋团体、策划阴谋活动的谬论,阐述共产主义同盟内部分裂的真实状况

    福格特认为,马克思参与和组织了政治阴谋活动,“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与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之手”,(第99页)马克思使当时受冲击的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重新恢复起来”。针对福格特的这种诬蔑,马克思首先引用了他在1852年所写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队伍秘密联合的一段话。马克思说,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合法斗争的手段。1849年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一条秘密联合的道路。当时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虽受到警察的迫害、镇压和法庭的诅咒等,但当时的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有一部分把推翻国家政权作为直接目的,有一部分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直接目的。“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它们的任务……因此,‘共产主义同盟’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第101页)当时的“从共产主义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说,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是要求真正的密谋,至少要求密谋的外表,因而要求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第101—102页)马克思在第四章中又提到了同盟的这次分裂,“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恩格斯和我领导下,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第138页)所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参与或组织所谓的密谋集团。而有密谋性质的组织是由同盟的分裂者维利希和沙佩尔搞的。福格特诬蔑马克思完全是别有用心。

    3、揭露福格特诬蔑马克思投身工人运动是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等谬论,阐述共产主义同盟历史发展过程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用

    福格特在他的书中诋毁马克思及其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同盟的“全套阴谋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卷入种种密谋和共产主义诡计中”,是“在靠工人的血汗过活”,“冷酷无情地置工人于死地”,“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利用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针对这些歪曲诽谤,马克思首先指出福格特等人是卑鄙无耻的,“他竟然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靠工人的汗水过活’”。(第125页)但马克思接着说,“这种无耻也毫不新奇。”(第125页)波拿巴主义者就曾经对许多革命者散布过这类恶毒诽谤,“而且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都有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以同样无耻的方式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文学战士和政治战士造谣中伤。”(第125页)马克思还以1852年科隆审判案为例,揭露普鲁士警察国家、德国各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共产主义同盟活动家、革命的流亡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残酷迫害、阴谋破坏等卑鄙手段。其次,马克思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共产主义同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的作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是另外一个名称,1840年到1848年其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委员是选举产生,经常在工人中组织学习讨论。这个组织最初受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魏特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1846年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开始同同盟的领导人以及法国工人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等人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并出版一系列批判性的小册子。马克思说,这些小册子“对构成‘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法英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惟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第137页)马克思接着说,在他们的一系列活动影响下,同盟领导人开始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一名中央委员到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同时告之马克思、恩格斯,同盟准备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大会宣言中正式提出来。也希望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大会,并加入同盟。代表大会举行期间,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之后,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第137页),宣言于1848年初问世,后出版多种文字。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同盟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领导同盟。后德国革命期间,同盟活动自行中断。1849年夏天,部分中央委员同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几个月后,原同盟成员维利希到伦敦,马克思提议他参加中央委员会,但维利希同沙佩尔等人搞分裂,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2年11月,科隆案件的被告被判刑后,经马克思提议,宣告同盟解散。1853年初,维利尔—沙佩尔的宗派集团也寿终正寝。马克思谈到同盟分裂和最终解散的原因时说:“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截然相反使分歧更加尖锐。”(第138页)也就是说,这个宗派集团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形势,主张立即发动革命,采取密谋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拒绝和反对这种冒险主义行为,虽然导致同盟分裂和解散,但没有使工人阶级队伍及其领袖遭受更大损失。由此可见,马克思参与、改造、领导共产主义同盟,完全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使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组织能够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及正确的革命策略。福格特歪曲、挑拨马克思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甚至把剥削阶级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扣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的头上,恰恰说明了福格特及其同伙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仇视和充当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势力的走狗和鹰犬的丑恶面目。共产主义同盟的发展历史是对福格特歪曲马克思与同盟关系的最有力的驳斥。

   4、批驳泰霍夫对同盟历史和《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歪曲,阐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成为瑞士的流亡者组织“革命集中”领导人之一的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写信寄给原“革命集中”组织部分成员一封信,信中歪曲共产主义同盟历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同同盟的关系、同盟分裂的过程及其原因,特别攻击和歪曲《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福格特就把这封信通过他的书公布于世,借此攻击马克思及共产主义同盟。马克思在他的《福格特先生》这本书中就把泰霍夫本人及他的朋友席利等人给马克思的信发表出来,说明泰霍夫当时这封信只是发给几个人的,影响并不大。泰霍夫及收信者没有授权任何人发表这封信。但福格特的一个名叫拉尼克尔的所谓“朋友”从席利那里偷来了泰霍夫这封信,并转交给福格特。福格特自认为“有权公布这封信”,就通过他的书公布于世,借此攻击马克思及共产主义同盟。不得已,马克思不得不对泰霍夫信中的内容进行批驳。这封信最主要的内容一是歪曲同盟分裂过程。说是马克思1850年9月唆使同盟一成员施拉姆与维利希决斗而导致同盟分裂。二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比卡贝式的共产主义的幸福马厩这种谬误高明一筹”。(第147页)马克思在《宣言》中“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就像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他惟独在无产者身上找到了;因此,他就为他们裁剪了他的一套体系。”(第149页)针对这种歪曲,马克思进行了批驳。

    首先,马克思在客观介绍共产主义同盟历史的过程中,特别对恩格斯及其他目击者看到的1850年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施拉姆与维利希决斗的真实情况作了说明。这件丑闻完全是这两个人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引起的。马克思当时竭力劝阻两人平静下来,并请求施拉姆离开会议室。泰霍夫信的内容是道听途说来的。但福格特却利用泰霍夫对事实的歪曲攻击和贬低马克思的人品。

    其次,马克思具体阐发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马克思详细引述了《宣言》中第三章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论述着重说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他们看到了阶级对立以及对社会本身的瓦解作用。但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他们依靠个人的主观发明、宣传活动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的作用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他们幻想用试验的办法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客观地评价空想社会主义,既看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又看到其根本缺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恰恰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基础上创立的。而泰霍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丝毫不了解我们的观点。”(第147页)。针对泰霍夫攻击《宣言》嘲笑空想社会主义、嘲笑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裁剪一套体系的谬论,马克思说:“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第149页)《宣言》确实批判了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嘲笑”了他们。但是这种“嘲笑”“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第149页)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为无产阶级裁剪体系,而是对以前的资产阶级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体系彻底抛弃,用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武装工人的头脑。马克思说,《宣言》第一章中“详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第149—150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第150页)那些需要首先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国家里,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如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共产党人可以同它一起反对封建专制,但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也确实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泰霍夫却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似乎马克思也同资产阶级一样,其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他的个人统治”。(第154页)表明泰霍夫对《宣言》的基本思想一窍不通,却在那里妄加评论《共产党宣言》,为福格特诬蔑、攻击马克思及其学说思想、革命活动提供了炮弹。

    (二)全面批判抨击法国波拿巴主义,揭露福格特充当波拿巴的代理人

    我们知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拿破仑在1799年11月9日即雾月18日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现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的侄子也仿效其伯父举行政变,建立军事独裁,转年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并使法国逐渐成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马克思当时就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书,揭露了波拿巴政变及波拿巴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反动面目。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及波拿巴主义不仅是法国的个别现象,19世纪50年代以后也逐渐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欧洲许多小国政府也积极追随波拿巴的政策,包括普鲁士的统治阶级也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倾向。而福格特在他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书中也竭力维护和吹捧波拿巴主义。马克思认为在批判福格特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揭露波拿巴主义的实质,同时也更能够认清福格特充当波拿巴主义代理人的反动面目。而反对波拿巴主义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1、揭露批判波拿巴主义的实质是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对外侵略扩张

    马克思在本书第一章“硫磺帮”中引用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书中有关“十二月帮”的论述。“十二月帮”是马克思对参与波拿巴政变的人的总的称呼。马克思说,这个帮是1849年成立的,它实质是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个秘密宗派。它是由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流氓、刑事犯、劳役犯、骗子、赌棍等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组成的。“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第83页)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波拿巴及其十二月帮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特征是:在各阶级之间进行看风使舵的政策、国家政权的表面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掩盖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利益的行为、利用军队中最反动的分子做主要支柱,对内进行专制统治等。波拿巴集团的卑劣的政治手法是:对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讹诈、收买、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拉拢某些社会阶层、甚至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马克思还揭露了波拿巴集团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59年4月,波拿巴政府与意大利撒丁王国联合对奥地利做战。从表面看来,好像这场战争是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马克思指出,其实质上是波拿巴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越来越腐朽和脆弱,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在50年代末已经走上绝路。于是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团伪善地利用所谓解放意大利的这面旗帜掩盖其摆脱内外困境、巩固摇摇欲坠的波拿巴专制制度、并借此侵占意大利的土地、阻挠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真实目的。马克思还揭穿了波拿巴集团玩弄所谓“民族原则”的实质是冒充“民族的保卫战”,用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企图把民族运动引上邪路,并利用民族运动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和扩大它的疆界。事实证明,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

     2、揭露批判福格特充当波拿巴主义代理人

     马克思在第八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第九章《代理机构》和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充当波拿巴代理人。1859年3月在意大利战争前夕,福格特出版了《欧洲现状研究》一书,同时他在报刊上也发表许多有关谈论波拿巴内外政策的文章。马克思对福格特的这本书及他的有关言论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把它同法国官方报纸《通报》以及巴黎出版的宣传波拿巴的小册子进行比较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如出一辙。马克思指出,福格特的言论正符合波拿巴政权的需要,并借此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竭力为波拿巴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服务。马克思谈到福格特对意大利战争问题的看法时说:“福格特所看重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第231页)福格特在书中还替波拿巴歌功颂德,吹捧他是农民和士兵的皇帝,并受到大多数巴黎工人的拥护。马克思依据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波拿巴的官邸)里能操腹语的小丑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第231页)是波拿巴集团雇佣的代理人,是靠“法国食槽”来养活自己的。1871年,波拿巴政权的第二帝国倒台之后,皇室的秘密费用开支被当时的法国政府公布出来,其中就有福格特在1859年领取4万法郎的内容,由此证明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还抨击了俄国等欧洲其他反动势力,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英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意大利问题上与路易·波拿巴相勾结,并对俄国采取姑息态度。马克思在揭穿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面目时,还批判了庸俗民主派。如德国国内的民主派的相当一部分人与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妥协,甚至成为德国反革命的帮凶。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中,马克思还以辛辣的手法嘲笑了某些民主派成员泛泛空谈、狭隘、鄙俗、相互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和作风。马克思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资产阶级报刊所扮演的反动角色,指出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兜售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和工具、诋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本书内容深刻、思想丰富,充满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对无产阶级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和批判精神。恩格斯1860年12月连续几次写给马克思的信中高度赞扬这本书。说这本书是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5年版,第129页)其文体朴素、运用得当、有力。而且告诉马克思本书在伦敦的销量非常好。这本著作还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反对波拿巴主义斗争的重要资料,是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回击、批判当时错误思潮的典型著作之一。

 

二、马克思《对华贸易》和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等著作的基本内容

    本卷收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文章评述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英、法、德、俄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欧洲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我们简要介绍几篇。

    (一)马克思《对华贸易》和《英国的政治》的基本内容

    《对华贸易》一文刊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的政治》也于1860年2月14日发表于该报。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写的。

    我们知道,1840年和1856年,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签署了中英不平等条约。马克思1858年所写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强烈谴责了这场战争。英国利用这不平等条约,强行与中国发生不平等的贸易往来。但英国对华贸易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如何认识这种状况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是马克思写作《对华贸易》一文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文中说,有一种论调认为鸦片战争和签订条约之后,就一定会大力增加英国的对华贸易,但事实恰恰相反。英国的大商人就把这种状况归咎为清朝政府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于是主张继续用武力扩大战争,“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第20页)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强盗式的论调。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造成对华贸易扩大的主要障碍“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第20页)也就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经济结构也曾经障碍过英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但英国人已经把印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彻底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但马克思认为,“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第24页)表明马克思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化。

    1859年6月,英国和法国的军舰侵入中国的大沽口,其陆战队也强行登陆,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反击,损失非常之大。英国政府就决定增兵并伙同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组成英法联军继续攻打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这时所写的《英国的政治》一文就是评论英国的这次侵略决策行为的。马克思一是认为英国政府践踏国际法准则。根据1843年中英条约,英国应该享有对中国白河的航行权。但有一条国际法准则即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一切条约都暂停生效。当时中英正处于交战状态,因此英国就不能应用条约内容。为了能够继续入侵中国,抢占在中国的使用权。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就置当时中英正在交战的客观事实于不顾,在报刊上公开撒谎,宣称英国“从来没有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以便为扩大战争寻找借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帕麦斯顿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第51页)二是认为英国政府不遵守宪法准则。英国宪法规定,对外宣战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事先没有通过议会就擅自与法国达成入侵中国的决定,而且是在破坏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并且以此为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第51页)政府个别成员甚至认为政府征求议会意见纯粹是一个形式。马克思就说,这种把英国内阁置于议会之上的行为与法国路易·波拿巴“明目张胆取国家而代之”,实行独裁又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这里实际上是揭露和严厉谴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侵略的殖民主义政策。

   (二)马克思《英国对入侵的恐慌》和《法国的状况》的基本内容

    《英国对入侵的恐慌》一文载于1859年1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法国的状况》一文于1860年2月7日也载于该报。这两篇文章都是谈论法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

    《英国对入侵的恐慌》主要从英国人担心受到法国入侵的恐慌状况具体分析了法国波拿巴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国内根源。马克思说:“不能否认,英国目前对战争的恐慌并不是没有合理根据的。”(第26页)马克思认为,法国波拿巴政权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国际原因来说,是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对波拿巴政权的迁就和纵容。作为军事独裁性质的波拿巴政权一上台,当时任英国外交部长的现首相帕麦斯顿没有经过内阁同意就私自代表英国首先承认了波拿巴的篡权行为。其他欧洲国家由于害怕本国革命也纷纷承认波拿巴政权。而波拿巴的条件就是只有这些国家被法国征服才能避免革命。因此接连不断对俄国、意大利等国发动战争。二是波拿巴的独裁和军事政策导致国内困难重重、种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如国债增加和军队的日益蛮横、人民失望抱怨情绪激增、商业活动停滞、对反对派的迫害加剧。而军人则咒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第27页)至于法国究竟首先入侵普鲁士,还是英国?马克思认为还无法预测。但马克思坚信,波拿巴“迫于自己的处境而接二连三发动的战争,对他本人以及欧洲都是越来越危险了”。(第27页)也就是说,波拿巴的战争政策虽然会导致欧洲人民遭受涂炭,但最终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法国的状况》一文主要是揭露波拿巴政权腐化堕落及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导致法国人民生活日益下降的状况。马克思说,从1848年到1860年,法国对外贸易增加了一倍,但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仅10年来已明显恶化。”(第36页)“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第37页)“民生依然凋敝”(第37页)。其主要原因就是贸易增长带来的财富被法国官员及统治者“恣意挥霍”。(第37页)马克思还说,波拿巴政府许诺的农村借贷政策并没有促进农业的发展,“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自由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第37页)“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第38页)。工厂工业虽取得巨大成就,铁路等交通工具大发展,但“法国农民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第39页)其原因就是扩军备战导致国债连年增加,人民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波拿巴政权的军事独裁政策是其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说:“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增长得更快的重担。”(第39页)

    (三)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和《萨瓦、尼斯与莱茵》等文中的基本内容

    本卷还收集了恩格斯的7篇文章。这7篇文章主要有两类内容:一类是关于军事问题的,另一类是关于评论波拿巴政权的侵略政策的。

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主要是恩格斯的《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两篇《对摩尔人的战争》和《德国的军事改革》等。前三篇文章主要是恩格斯对发生在1859年11月至1860年3月西班牙对摩洛哥发动的殖民战争的评论,分别发表于1860年1月19日、2月8日、3月1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恩格斯在这三篇文章中详细叙述了战争进程和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指出西班牙军队在数量、武器装备等多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军事指挥员也“表现出勇敢、谨慎、冷静以及军人的其他素质。”(第500页)但在军事行动和指挥策略中却有许多缺陷、不足,如不熟悉地形、过于轻敌、不善于近身格斗、缺乏战争经验、迷信重武器、行军缓慢、给养供给困难、兵力分散、霍乱和痢疾等疾病的流行等。摩洛哥人民尽管武器装备落后,但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使用手中的土枪土炮和其它落后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地貌与敌人周旋,“以半野蛮人的勇敢和机灵进行非正规的战斗”,(第44页)“作战非常出色”,(第32页)以此顽强抵抗西班牙人的军事入侵,表现出摩洛哥人民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的。马克思1859年11月3日给恩格斯写信说:“你能否给我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新变化的文章。”转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回信说,一旦德国军事改革有某些进展,我就写这篇文章。恩格斯在1860年1月27日至2月2日写完了这篇文章,并在2月2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恩格斯文中主要对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第58页),法国军队经受了战争的长期锻炼,战争经验方面卓有成效,战斗组织达到完善程度,士兵“生气勃勃,歌声不绝,体力充沛”,胜利信心增强,战场上轻装上阵,“打一仗胜一仗。”(第59页)恩格斯还认为,欧洲除法国之外,就数奥地利军队,但奥地利军队1859年以来却屡屡打败仗,奥地利军官和士兵一致认为,其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的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战的需要。”(第58页),士兵战场上背包沉重、衣服紧瘦、行军时总是疲惫不堪、气喘吁吁等。恩格斯对普鲁士军队的军事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在服装方面,不能像奥地利人的军服那样简单地模仿法国样式。二在背包方面,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背包放弃或过简,因为战争进程中一旦天气骤然变冷或下雨,士兵就会大吃苦头。在军队编制方面,连、营、团人员要适中。恩格斯说“在每一支军队里,基本战术体系把连和营的定员和数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旅和师定员的上限和下限取决于各邻国军队所实行的定员,以便在冲突时各个较大的战术单位之间差别不会太大。”(第61页)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军事改革是为了打仗,而不是为了检阅。如果普鲁士军队改革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搞形式主义为检阅,那在未来的战争中必然要打败仗。

    关于评论波拿巴侵略政策的是恩格斯的《萨瓦与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等文。前一篇文章发表于1860年2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者1860年3月底以小册子形式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这两篇文章中指出法国波拿巴政权不允许其周围有两个强大而统一的邻国即德国和意大利,竭力破坏这两个国家的统一进程。法国在北意大利战争结束后要求立即占有萨瓦与尼斯,并以所谓的“自然疆界论”,为其领土要求和侵略行为做无理辩护。恩格斯以其丰富的军事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知识,详细论证了法国企图强占这两个地区没有任何道理。恩格斯深刻揭露了法国企图吞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萨瓦与尼斯的卑鄙目的“无非是要在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第68页)恩格斯还严厉批判了所谓的“自然疆界论”。他说,所谓“自然疆界论”实际是拿破仑帝国时代的语言,这个“自然疆界”主要是指德国的莱茵河。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萨瓦或者尼斯,而只会想到莱茵河。”(第475页)但波拿巴政府却借所谓“自然疆界论”一方面企图占有意大利领土萨瓦和尼斯,另一方面,如恩格斯所说的,“是对德国的威胁,是一件明白无误的事实。”(第475页)进一步暴露了波拿巴政权的侵略野心。恩格斯还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指出俄国是法国一系列侵略政策的帮凶。恩格斯说:“在这个世纪内,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联盟,并且每一次结盟都是以瓜分德国为目的或者基础。”(第476页)。德国始终受到俄法联盟的威胁。恩格斯认为,只有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彻底解决意大利和德国重新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恩格斯也看到了俄国国内正在形成的革命局势。他说:“现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爆发的斗争,正在动摇俄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第484页)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俄国“不经过暴力变革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这个俄国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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