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有两大现象引人瞩目：
    第一个现象是，工业化浪潮席卷欧美大地，经济革命取得了梦幻般的成果。在本卷开篇之作，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用了两个“史无前例”来描述这一变化：工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贸易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扩大。归结到一点，就是财富开始了“令人陶醉的增长”。第二个现象是，两极分化问题愈演愈烈。一极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污秽的工场，是他们生存的空间；繁重的劳役，是他们必做的功课；机器的奴隶，是他们人生的定位；食物的匮乏，是他们每天的难题；健康的损坏，是他们必然的命运。另一极是资产阶级和统治者，他们富甲天下、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饱食终日又大权在握。
    对此，马克思有一个精辟概括：“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1] 水火两重天，这就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比。
       

（二）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革命政党相继成立

    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必将是社会的地动山摇。怎么办？有人提出，能不能增加财富、做大蛋糕，从而消除工人的贫困？马克思的回答是，不可能！“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2] 。为什么？因为两极分化是以现存制度为基础的。在这种制度条件下，资产阶级每天吃鱼翅燕窝，无产阶级每天啃窝头吃咸菜，还要为资产阶级的大餐买单。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们揭竿而起，特别是将矛头对准了现存制度。在这里，有四个事件可以说一说： 
    第一个事件，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的卓绝斗争，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斗争中，工人们体验到了团结的力量；
    第二个事件，1864年9月28日，来自英、法、德等国的两千多人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气氛非常热烈。虽然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社会主义者，但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强有力的战斗组织。
    第三个事件，1869年8月7-9日，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德国爱森纳赫城成立，领导人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第四个事件，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马克思认为，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四个事件，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新高潮，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新纪元。新在何处？建立政党，前所未有；夺取政权，开天辟地；国际联合，进入新境界。为此，马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作为协会的大脑，马克思在伦敦梅特兰公园一号的家成了协会的第二个大本营，委员们经常在这里聚会，讨论问题。在一封信中，马克思曾经描述了自己一个星期的会议安排：1865年2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到深夜；3月1日，参加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4日和6日，数小时的小委员会会议，直至深夜。到了19世纪7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渐转向德国，为了指导德国的工人运动，马恩撰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文章；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又开始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撰写了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当巴黎公社于1871年5月28日失败后，5月30日，马克思就为协会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这一经典文献。真正做到了“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文集》第三卷第99页）。
           

（三）国际工人运动面临各种杂音的干扰

    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这个大舞台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其中主要有五大流派。一派叫蒲鲁东主义。蒲鲁东是法国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父，反对阶级斗争；第二派叫布朗基主义。布朗基这个人革命性很强，为革命坐了三十年的监狱，去世后，有近二十万人为他送葬。但迷恋少数人的暴力，认为少数人的暴动可以推翻旧制度；第三派叫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也是个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马克思称他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他认为工人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而这只有合法斗争才能实现；第四派叫巴枯宁主义。巴枯宁是俄国贵族，自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但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建立政党；第五派叫工联主义，重视经济斗争，注重眼前利益，主张阶级调和，不赞成对旧制度的根本变革。
    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前方百计地要扩大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力，排挤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揭示这些思潮的实质，传播和推广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时期马恩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历史背景。
                   

 二、主要内容

    本卷集中围绕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

    社会革命，是马恩日之所行、夜之所想的大事和要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讲了许多新话。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三个问题：革命为什么？革命是什么？革命如何做？围绕这些问题，他们撰写了《工资、价格、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文献。
    1．阐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回答了革命为什么的问题。
    以前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非常痛恨，要求打倒它。例如法国人圣西门。为了理想，他放弃了世袭的伯爵爵号，一生甘于清贫；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恶痛绝，认为它不人道，主张改革，但四处碰壁；他晚年因为痛恨资本主义，愤而自杀，朝自己的大脑连开七枪，却大难不死，于是继续观察和批判资本主义；在临终前，还对医生说：让我们谈谈社会主义吧。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批判家，却只能扮演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角色。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圣西门这些人没有真正解决革命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太丑恶、不人道，这是圣西门等人的回答。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彻底。革命的真正原因要到社会的内部寻找。如何寻找？需要两大武器：一个叫唯物史观，一个叫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在第三卷中，马恩在许多地方都有所概括。例如《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用恩格斯的话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 [3] 非常精辟。资本家办工厂、买原料、买劳力、生产商品，为了什么？在他们心目中，那一个个劳动力，就是一块块金灿灿的黄金，就是一堆堆令人羡慕的财富。所以，决定性的东西是物质利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这就叫：社会的问题在经济。
    用这个观点和方法去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有了另外一个发现，这就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资产阶级家财万贯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这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他们花钱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把他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工人们除了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外，还要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个东西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有两大对立：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两大对立，反映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从此以后，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周而复始，而且变本加厉。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再也没有能力驾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
    所以，概括一下，社会革命的理由无非两条：
    第一条，革命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4]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
    第二条，革命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具有价值性。革命是一种霹雳手段，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关于未来社会，马恩曾经有一个设想，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各方面具有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阶段，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二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对这个阶段，马克思有过描述：任何人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任何人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两条理由合起来，就叫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菩萨心肠和霹雳手段的统一。
    2．探讨革命的实质，解决了革命是什么的问题
    圣西门等人为什么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只能流于空想？原因之二在于，他们重视改良却反对革命。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改良社会，革命意味着恐怖和暴力，这是他们不喜欢、不能接受的。
    那么，革命到底是什么？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提出一个观点：“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文集》第三卷第338页）在这里，为了强调权威的重要性，恩格斯突出了革命所具有的暴力、强制的特点。关于社会革命的实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第三章中有一个说法：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工人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文集》第三卷第159页。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它告诉我们，社会革命就是要解放旧社会所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就是要实现对环境的改造和对人自身的改造，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概括说，就是一个“解放”和两个“改造”，这是革命的本质。
    3．揭示革命的主体和道路，探讨了革命如何做的问题。
    圣西门的思想为什么流于空想？原因之三在于，他没有找到革命的主体和途径。不仅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找到，当时工人运动内部的许多思潮，同样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或者寄希望于少数英雄人物，或者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作为主体。
    马恩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1879年9月间，马恩曾经给德国党的一些领导写过一封长信。信中说：“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文集》三卷，第484页。对于这一点，当时国际内部也有一些非议。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无财产、无知识、无教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无所有。怎么能成为主体？马恩回答说：物质上一无所有，穷则思变，具有革命的主动性；他们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革命的先进性；无产阶级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具有革命的彻底性；特别是，工人阶级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会革命。所以，在一封信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说：“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5] 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工人阶级一咆哮，资产阶级就发抖。
    革命具体应该怎样搞？有没有一些普遍适用的经验？马克思曾经同德国党的同志讲：“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6] 不是1年，也不是10年、20年，而是40年，一直强调，可见阶级斗争对革命的重要意义。那么，阶级斗争又该怎样搞？马恩主要介绍了四条经验：
    第一条，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是马恩的一贯思想。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在马恩的指导下，大会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a）中特别增加了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的规定。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7] 
    第二条，无产阶级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恩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政党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参加者，都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其堵住资产阶级的嘴，不如武装无产阶级的脑。他们不无遗憾地指出：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条，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机器，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旧的国家机器有两把刀子，一把是软刀子，一把是硬刀子，但它们腐朽了、变质了。无产阶级必须要打碎它、改造它，不能让它反过来伤害自己，因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8] 无产阶级专政，就像巴黎公社那样，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1891年，晚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再版所写的导言中，仍然满怀豪情地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9]  
    第四条，不同国家的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社会革命是极其复杂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选择，这取决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1871年，国际工人协会的伦敦大会就明确规定：在一定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很可能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和平的开展。只要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我们就用和平方式；而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就必须要用武器。
    解决了革命为什么、革命是什么、革命如何做这三大问题，社会革命就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马恩为什么能成为革命的灵魂和工人的导师？就是因为他们科学解决了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要对马恩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探索作一个总结的话，可以说三条：
    第一，坚定意志无与伦比。马克思一生遭遇无数痛苦，比如，被驱逐出境，成为“世界公民”；一生贫穷，经常被债权人包围；全身长痈，布满疖子，痛苦万分，深受肝病、气管炎等疾病的折磨；失去爱子爱女和妻子。这些痛苦，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凭马克思的能力，要为自己和家庭谋得一个好的生活，易如反掌。例如，他曾经在股市上小试牛刀，斩获不小。但是为了革命，他真正做到了不惜任何代价。用他自己的话说：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在给女婿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还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
    第二，科学精神无与伦比。除了坚定的意志，在革命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精神。他们积极探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科学的武器，能够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马克思无钱无势，清贫一生，靠什么赢得广泛的支持和赞誉？就是因为工人们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是极为有用、必不可少的。国际洛桑大会在决议中就指出：马克思第一次把资本置于科学分析方法之下，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第三，深入群众无与伦比。马克思高度重视群众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之中。19世纪70年代初，他的论敌巴枯宁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迈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已经用智力和精力公正无私地为此工作了将近二十五年。在这项事业中，毫无疑问他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马克思传》第395页）

               （二）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

    革命与国家，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国家问题上，马恩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们结合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重点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等问题，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主要成果体现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论权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献中。
    1．国家的起源
    国家从何而来？这是马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在民众心目中有一种国家崇拜的心理。国家是什么？是自由，是理性，是正义。为什么？因为它是上帝的恩赐，很神圣。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德国党内。看到这种现象，马恩很愤怒，认为党内一些人糊涂之极，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要揭示国家的来源，就要分析社会，国家的根源在社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人和人之间组成一个社会，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利益诉求。为了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社会进行了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有的机关负责监督他人劳动，就叫监督委员会；有的机关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就叫警察局；有的机关负责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就叫文化委员会等。这些机关合起来，用一个名称概括，就叫国家。但是，随着这些机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为社会服务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利益，慢慢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从“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2．国家的本质
    国家是什么？古往今来，很多人搞不清楚。国家的类型很多，面目不清晰，容易迷惑人，但这没有难倒马恩。为什么？不是说他们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武器。国家是什么？“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0]  。一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另一个阶级？就是因为利益冲突。国家就像一个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中，老板剥削员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奴役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人，这是普遍现象。这种大的利益格局，不能变动，谁动对谁不客气。
    3．国家的职能
    国家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马恩的基本立场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从当时的现实看，所有国家承担的职能主要是对人民进行掠夺、管制和镇压，但也承担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所以，马恩认为，这样的国家对人民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祸害。“祸害”，指的是国家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必要”，指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将更加无序，人民将更加不幸。由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马恩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仍然需要继承国家这一必要的祸害，但要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怎么除去？最关键的一着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职能又是什么？无非两条：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马恩特别欣赏巴黎公社，认为搞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东西可以借鉴学习：一个叫政治民主，消除官僚体制和作风，建立民主的、廉价的政府。搞公务人员的普选，公职人员的工资改革，公务人员的罢免，这些措施可以防止国家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第二个叫文化开放，免费开放学校，人人接受教育；第三个叫经济民主，剥夺剥夺者，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马恩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往是国家压迫社会，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11]，也就是说，国家将变成社会公仆。公仆干什么？无非就是管理社会和服务大众。
    4．国家的消亡
    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因此它必然也要在一定条件下消失。但是，这里要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巴枯宁等人，幻想通过一个法令废除国家，这是把国家问题当儿戏；第二句话，国家的消亡，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使国家成为社会公仆，这时国家才能真正消亡；第三句话，国家消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国家的产生源于社会，国家问题的解决也在社会。
   

（三）关于社会发展若干热点问题的探索

    在思考国家与革命这些重大问题的同时，马恩也十分关注有关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热点问题，例如继承权、国有化、住宅特别是俄国的社会发展等问题。因时间关系，我们主要介绍他们对俄国社会发展和住宅问题的探索。
    1．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资本论》在俄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为什么说“出乎意料”？由于马克思的革命者的身份，他的书要在俄国出版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沙皇检察官看完书后，认为这样枯燥的书不会有读者，于是就放行了；为什么说“成功”？一个标志就是《资本论》在俄国销售一空而且一再重印。由此，大批知识分子了解了贯穿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当时，俄国正在经历农奴制改革，要引进西欧的资本主义，各种思想非常活跃。一些知识分子，包括米海洛夫斯基、查苏里奇等人，就写信给马恩，他们问：俄国是不是必须要像西方那样，首先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然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有非常独特的农村公社，可不可以借助农村公社避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
    应该承认，马恩对俄国社会是比较陌生的，要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发表看法，他们非常谨慎，做了大量的功课。第一项功课，就是学俄语，马克思掌握了十几种外语，但俄语不行。于是1869年，51岁的马克思，开始学习俄语。他有一个观点：外语是人生斗争的重要武器；第二项功课，就是收集、整理、阅读和思考各种有关俄国的资料。在他逝世后，恩格斯发现，在他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资料是关于俄国的统计资料；第三项功课，保持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为了写好信件，他们往往要做大量的文案工作。例如，为了给查苏利奇复信，马克思写出了四个稿子，涉及问题很多，篇幅有数万字，但是正式回信却只有短短五百多字。做了大量的功课，马恩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有了独到的认识。这些思考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通信和文章之中。
    马恩认为，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一个 基本观点是，社会革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之上，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俄国有人提出，俄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所以革命要比西欧更容易。这是一种极其糊涂的观点。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12]  社会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不行，离开资产阶级也不行。
    马恩认为，考察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坚持历史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不能把个别结论当作普遍规律到处套用。当时，俄国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资本论》后，就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像西欧那样，不会有什么不同。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论》对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描述，只有在西欧的环境里才是合理的。如果把它机械套用到俄国，认为每个民族必然要走西欧走过的道路，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3]  
    马恩认为，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要尊重俄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俄国与西欧不同，它在全国范围保留了农村公社，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而家庭则拥有房屋、园地、小块耕地等；公社社员之间在生产中实行较为原始、自发的协作形式；公社社员的交往范围狭窄，自我封闭，视野狭隘；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这是俄国的国情。分析俄国问题，必须从这个国情出发。
    马恩认为，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必须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的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俄国有公社，而西欧正在发展资本主义，二者同时存在。它带来的好处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合作劳动可以为公社提供一个榜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让公社引以为戒。这些好处，也就是俄国的后发优势，它们有可能使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4]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马恩看来，公社的生产方式毕竟是原始的、落后的，不能有任何对公社的崇拜心理，不要认为在公社中能够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否则的话，公社已经生存上千年，为什么没有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从国内环境看，俄国实际上已经走在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农村公社正面临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公社，不等于也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更不是要回到那种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去，而是通过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使它变成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帮助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那么，怎么挽救？需要两个革命：一个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是俄国革命。两个革命在合适的时间爆发并取得胜利，就能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社就会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促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谨慎、理智、辩证的判断。
    2．关于住宅问题
    19世纪，是欧洲各国工业化高速推进的时期。一方面，城市大量拆除旧房；另一方面，农民土地被剥夺，这些人不得不进入城市。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居无定所、沦落街头的命运。怎么办？在德国党内党外，一些信奉拉萨尔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设想。为了回应这个问题，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在半年内恩格斯连续给《人民国家报》写了三篇评论文章，集中讨论住宅问题。
    恩格斯分析指出，住房短缺“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15]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加剧原本就很紧张的住房供需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住宅短缺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住房问题？德国一些人提出了许多方案。一个方案是，由工厂主出面修建工人住房，建设移民区。恩格斯指出，这种办法对资本家控制工人本来是件好事情。既然这样，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的住房？这里的奥妙在于，住房短缺现象更加有助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第二个方案是，工人通过自助解决住房问题。恩格斯指出，这种办法只能在农村才有可能实行，在城市则基本不可行，因为工人一无土地，二无资本；第三个方案是，由国家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恩格斯指出，国家确实修建了一些营房，但这只是沧海一粟，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而且由国家建的营房，质量很差，房屋倒塌是家常便饭。特别是，现代国家根本不愿解决住房灾难，英国如此，法国和德国同样如此；第四个方案是，废除住房租赁制，让每个承租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就解决了住房问题。恩格斯指出，在商品经济社会，住宅商品化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租赁合同也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交易。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住房问题只能是痴人妄想。
    既然这个方案不可行，那个方案不现实，那么究竟哪种方案行得通？恩格斯把问题上升到了制度、体制的层面，提出：“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办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16]  具体说，就是消灭城乡对立，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只要制度、体制问题解决了，由于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而在旧制度下，要资产阶级损害自己的利益，去满足人民大众的利益需求，这是不现实的。
    从对俄国问题和住宅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从态度上看，马恩是非常谨慎、非常理性的。从方法上看，是非常辩证的，既尊重现实，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可行性问题；又着眼长远和大局，力求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实现了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有机统一。
                   

  三、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