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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辅导

孟 庆 仁

(山东社会科学院)

 

 

导论

一、指导支持欧洲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

二、反对反动当局迫害的顽强斗争

三、批判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

四、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密切合作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书信部分的第二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18483月—1851年底的书信,共207封。其中,马克思112封,恩格斯89封,二人合写的6封。另有附录收入燕•马克思等人的11封。

这期间,正值欧洲18481849年革命和革命失败后开始出现政治反动的时期。它开始于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时期,结束于1851年底路易·波拿巴政变复辟帝制。1848年以法国二月革命为标志,一场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各主要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亲自投身革命运动,支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革命中和革命失败后,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革命失败后,他们一方面对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同时展开了多角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理论总结。这个时期的活动,是他们革命生涯中的光辉篇章。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特别是为总结革命经验写的一些重要著作,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书信作为他们丰富多彩的革命活动的生动记述,不但是对这一时期他们写的文章和著作的重要补充,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更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思想的真髓和实质。

 

一、指导支持欧洲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在欧洲大陆引起了广泛的连锁反应,各主要国家陆续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革命运动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密切关注着它的进展。法国革命发生的最早,影响最大,成为他们注意的集中点。

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正确估量,对各阶级政治立场的科学分析,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制定革命策略的主要依据。法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不久,他们就对革命后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变化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恩格斯在328日给埃·布兰克的信中分析了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写道:巴黎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这三个大党派,第一是224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证券投机商、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第二是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在223日和24日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自卫军的大多数、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走的‘明智的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并明确指出:“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局势越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越动荡,他们就越是重新靠近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17页。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这一阶级分析,也贯串在他们在整个欧洲革命时期制定的策略和革命实践中。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是支持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6月巴黎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详细报道了起义的情况,并给予热情支持。马克思18481129日在巴黎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报纸一直站在支持叛乱的立场,尽管多次受到法院传讯,但每次都避开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第45页)他在18496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进行统治,比在基佐时期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目前在巴黎这样逼近。”(第75页)我们从马克思1850630日给流亡者会议主席的信中,看到他对法国六月革命的态度和评价,信中说:“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131)

马克思、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前后的书信,对这一事件做了评论,揭露了“法国有产阶级的卑鄙无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1851129日给恩格斯的信写道:现在“有一点是非常清楚地,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暂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100万英镑收买了军队。”恩格斯在1210日的回信中,把路易·波拿巴的当选称作“拿破仑笑剧”,写道:“整个这种丑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拿破仑当选,这是没有问题的;资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谁去验证选票呢?给这个冒险家多加票数的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法国有产阶级的卑鄙无耻,对最微小的成就的奴性崇拜,对任何权利的阿谀奉承,这一次暴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第451453页)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导和亲自参加了德国的革命运动。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时任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从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并积极组织盟员回国参加革命。1848389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反映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情况。信中写道:“德国别处的消息都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画家和工人正在全力进行起义;在卡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第56页)

1848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德国的革命斗争。回国后,他们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去各地参加民主组织的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主力量向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他们积极筹办《新莱茵报》,作为宣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张的阵地,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指导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

1848年的一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办《新莱茵报》所遇到的异乎寻常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缺少办报资金。为了解决办报资金问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盟员去各地征股,恩格斯也去了家乡巴门。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征股的艰难。信中说:“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25)恩格斯还试图用办报营利,来劝说他父亲提供资金,也遭到了“老头儿”的拒绝。他在信中说:“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 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 000塔勒。”(同上)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办报资金征集到了一定数目,但还远远不够。最后,马克思从他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大笔钱作为办报资金,才终于使《新莱茵报》在184861日同读者见面了。这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为了革命事业,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新莱茵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成为革命的战斗堡垒。它揭露普鲁士反动当局的阴谋,抨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维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并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革命的战斗任务。

马克思在184967日和82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725日写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和824日写给沙贝利茨的信,反映了马克思被驱逐出科隆和《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德国革命运动活动的一些重要情况。他们当时的主要活动,是支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恩格斯写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具体描述了他参加德国南部巴登和普法尔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发动的起义的情况,还阐明了他参加这些战斗的意义。信中写道:“《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808l)信中还表达了他对于流亡在巴黎并遭受法国政府迫害的马克思的关切心情:“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82)而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同样为战友担惊受怕。他在823日的信中提醒恩格斯,普鲁士人会因为他参加巴登和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枪毙他两次。所以“为了你的安全”,和一起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敦促恩格斯立即到伦敦去。(见第93页)(谢谢编审的提醒。原《前言》的作者把马克思信的日期弄错了——把823日弄成了81日,在此一并改正过来——作者)

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把持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拒绝支持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德国的护宪运动失败。马克思在18497月底给恩格斯的信中,把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称作“滑稽戏”;(86)恩格斯在1849823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也把它称作“滑稽剧”。(第94页)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法国巴黎的工人六月起义的高度评价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我们认识不同性质的革命运动,是深刻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指导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德国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而且密切关注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新莱茵报》从创刊时起就表明了支持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鲜明立场。马克思在18485月底写给意大利《黎明报》编辑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意大利的独立事业,将与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殊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表明,德意志民族将以各种方式反对那些在我国也一贯压制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我们要竭力促使两个伟大和自由的民族团结一致并和睦相处,而丑恶的政治制度至今仍使这两个民族互抱敌意。因此,我们将要求残暴的奥地利兵痞立刻撤出意大利,让意大利人民能够完全自主地选择他们想要的政体。”他深情地写道:“我们向你们保证,对于一切有利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事业的事情,我们始终都会给以最大的关注。”(3031)马克思在1849531日给维也纳民主派报纸《激进报》的撰稿人安·施蒂夫特的信中写道:“每新出一号维也纳报纸,都使我真正满意的相信,反革命怪物并没有把您吞食掉。”(第72页)表达了对维也纳人民起义的支持和对普鲁士专制皇帝的谴责。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点是波兰问题。恩格斯曾经就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一篇长篇报道。从1849411日恩格斯写给沃·冯·利普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十分关心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信中说:“如果您能帮我们同波森大公国的一些人士建立联系,我们将十分感激您。他们可以从当地向我们提供消息。您知道,我们对一切有关波兰和波兰运动的情况是多么关心。”(68)后来,他们一直关注着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广泛关注着当时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在1849731日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写道:“瑞士的情况越来越错综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拿意大利来弥补他在匈牙利的损失。但是,假如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那这种合并就会把它置于死地。”“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我们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所谓和平派抱幻想。我们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抱幻想。”(第83页)恩格斯在1851523日写的信中,对德、波、俄等国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趋势,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展望。他写道:“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倒霉的境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裂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除了匈牙利,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俄国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他确信,土地革命“在俄国要早于在波兰得到彻底实现”。(第283284页)恩格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析,后来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对列宁思想的发展和俄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反对反动当局迫害的顽强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坚持革命立场和支持欧洲革命,受到各国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他们进行了反对迫害的顽强斗争。这些斗争,是这个时期他们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的斗争。1843年底,由于利用《莱茵报》进行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莱茵报》被封,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几经辗转,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于4月底回到德国莱茵,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新莱茵报》,作为德国革命者的阵地。

由于《新莱茵报》坚持鲜明的革命立场,它在群众中影响的与日俱增。这招致了普鲁士反动当局纷至沓来的迫害。从1848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的要求屡次遭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拒绝,并不止一次地遭到法院的传讯和警察的威胁。马克思在1848413日致科隆警察局的信中,提出了申请科隆市公民权的要求。3个多月后,科隆警察局于184883日复函,对马克思的这一要求加以拒绝。时隔两日,马克思致信科隆公安局长,重申自己是德国公民的主张。后来,马克思于1848823日致信普鲁士内政大臣,陈述理由,要求他“指示这里的王国地方政府批准这里的市政府给予我居住权,从而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第36页)马克思的这些申诉都无济于事。后来,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把他当做“违反外国人居留法”的人驱逐出境;926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新莱茵报》的革命方针也遭到资产阶级股东的不满,有的人因此退股。报纸经常陷入经费短缺的困境。马克思184811月上半月写给恩格斯的信和18492月给恩·德朗克的信,都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没有被反动当局的迫害所吓倒,也没有因经费困难而退缩。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纠缠,每天都可能被捕……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40)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并为反对这种迫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488月底9月初,马克思为加强同柏林、维也纳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为《新莱茵报》筹款,离开科隆。他走后,恩格斯主持编辑部工作。在这期间,由于恩格斯因在科隆参与组织大型民众集会和发表反政府演说,被检察机关起诉。为了逃避逮捕,恩格斯不得不暂时流亡瑞士。恩格斯虽然暂时离开了德国,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但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18481115日致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的信中写道:“我估计我的流亡不会为时太久,因为,姑且不说普鲁士现今的局势未必有望保持稳定,我有充分理由期待科隆的陪审员做出宣告我无罪的判决……我相信到明年春天就能返回我的祖国。”(第43页)到达瑞士后,他在当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没有放弃战斗,他在瑞士同当地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运动。

184810月—18491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展示了两位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虽然马克思的“钱很紧”,但还总是想方设法给恩格斯汇款,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在184811月上半月写该恩格斯对信中满怀深情地说:“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4041)恩格斯在1849178日的信中,向马克思通报了瑞士的情况,还向他倾诉盼望尽快回国同马克思共同战斗的急迫心情。信中写道;“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像这样无所事事待在国外,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他指出:“即使在钦定的普鲁士也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这里的每个庸人既是密探又是凶手。我在除夕之夜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56)18491月中旬,随着被捕的威胁消失,恩格斯回到科隆,又同马克思并肩战斗了。

1849年上半年,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反动当局对《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的迫害变本加厉。5月中旬,马克思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境,恩格斯也因参加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追究法律责任,其他几位编辑部成员也都被驱逐出境。《新莱茵报》不得不于519日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德国后,继续同普鲁士专制政府及其他国家反动政府的迫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在1850年和1851年的一些书信,都反映了这一反迫害斗争的情况。马克思185068日从英国伦敦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写道:“现在普鲁士方面正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让英国政府把我也从英国驱逐出去。如果我在这里不是身无分文的话,那我早已迁居英国内地,政府也就找不到我了。”(第127页)恩格斯、马克思等人写给英国伦敦的报纸《旁观者》编辑部的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政府的迫害和他们反迫害斗争的情况。信中写道:“我们不揣冒昧请您把这封附函刊登在贵报的最近一期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打算实施外侨管理法,并通过议会来恢复这个法令。看来,我们会成为这个法令的第一批牺牲者…… 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于社会舆论。因此我们希望您不要拒绝公布我们的信件”。(第128页)

在德国国内,普鲁士专制政府则对革命者展开了逮捕活动。恩格斯185152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51528日和616日给恩格斯的信,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恩格斯在信中写道:“红色贝克尔和勒泽尔以叛国和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这件事,以及逮捕温和的亨利希的企图,显然都和同盟的事情有些关连。”(第286页)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诺特容克“在莱比锡火车站被捕……后来(也许是同时)贝克尔和勒泽尔在科隆被捕,家被查抄,毕尔格尔斯的家也同样被搜查。” “丹尼尔斯的家被搜查,他也被捕了。”(第287290页)马克思185182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一些时候以来,我在这里被人严密监视着,每次出外,总有两三个密探盯在后面。”(第331页)这些都说明,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三、批判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支持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揭露、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主要是对敌斗争中的冒险行动和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活动。

在德国三月革命期间,围绕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伯恩施太德和格·海尔维格的冒险行动,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同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对抗。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出征德国,以便在德国引起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的冒险行动。他们在18483月写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场在革命策略问题上的斗争。马克思在3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协会反对我们。”并告知,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伯恩施太德“开除出盟”。(9)恩格斯在回信中表示全力支持:“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12)恩格斯在326日给埃·布兰克的信中说:“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毫无关系。”(16)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324日前后给埃·卡贝的信中,揭露德意志民主协会“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并声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1314)18484月,海尔维格组织的德国流亡者志军团,越过国境后在巴登境内被德国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给革命力量造成很大损失。这就充分证明,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的冒险计划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正确的革命策略的指导,使得德国的革命力量避免了在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更大的损失。

在革命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革命队伍内部反对分裂,提倡团结统一,认为只有这样革命者才能有所作为。恩格斯在184812月执笔撰写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致沃韦工人联合会的信中指出:“我们首先要求的集中统一,是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的集中统一,是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因此也就能完成它的任务的集中统一。”“请你们向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做的那样,为了顾全大局,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请你们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资金和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中心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要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这个联合中心才能有所作为!”(第51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集中在对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分裂活动的揭露和批判上。虽然欧洲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策略,反对它无视德国及欧洲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该集团被开除出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以及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在1851228日给海·贝克尔的信,就反映了这一情况。信中写道:“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盟的时候,他们便同维迪尔、巴泰勒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滓联合起来,并要求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他要求海·贝克尔进行反对这一宗派集团的斗争。“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以及一切可能的场合痛斥这些胆小的、造谣中伤的和卑鄙的匪徒。”(第218219页)恩格斯在185179日给恩·德朗克的信中,揭露了维利希“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对世界进行革命”的痴心妄想,指出他们很“不幸,结果是一无所得。”而通过这一斗争“我们的优势就大不相同了,而且在他们根本想不到的领域也是如此。”(第307308页)这个集团的主要头目维利希,还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到处进行欺骗。马克思在1851627日給约·魏德迈的信中写道:“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起来就是,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们一起始终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馆里散布中伤我们的流言飞语和编造污蔑我们的谎言,吹嘘他在德国的种种关系,虽然他并没有这些关系”。(第298页)

马克思在185112月给法兰克福出版商海·埃布纳的信中,对维利希集团一些重要成员在美国的活动和冒险勾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信中对这些人的活动分别描述和揭露以后,做了一个总的概括:“我们的民主派流亡者这次又出丑了,这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了。”(第445页)

 

四、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密切合作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相继辗转到了英国。在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恢复同盟同各地支部和盟员联系的同时,他们密切合作,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理论,批判蒲鲁东的错误理论,共同制定重大题材的写作计划。

马克思到了伦敦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建立一个新的舞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新莱茵报》的续刊。创办这个刊物,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总结革命经验,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与盟员的联系,提高同盟政治理论水平而采取的重要步骤。马克思18491219日、185024日、49日给约·魏德迈的信,1850110日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以及恩格斯在18491222日给雅·沙贝利茨的信,提供了关于这份杂志编辑、出版、发行和筹资等情况,为我们研究这个重要刊物和刊物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期于18503月出版,先后共出版六期。刊物中最重要的文章都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这些著作总结了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则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为这一时期重要著作的写作做了准备。

在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在此基础上那他的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29)提出了关于革命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在18491219日马克思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这一新的认识开始产生。他在信的开头一段,仍然继续原来的思维,认为世界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写道:“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引者注)出版三期或许两期以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而初步完成《经济学》著作的机会也将失去。”而到了信的结尾,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据我看,革命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是如此。”(第101103页)这时,马克思已经看到,在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广大群众,是不会真正参加革命的。后来,恩格斯也在书信中也阐述了相同的思想。他在185112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说无产阶级这次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尽可能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为止。”“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它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852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第455456页)在这里,恩格斯把新的革命和新的经济危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这样的新的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必须修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在革命形势尚未形成的时候,要改变斗争方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未来的革命战斗积聚力量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革命”的理解。恩格斯在18512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此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写道:“革命是一种纯自然现象,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的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规律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在革命问题上,和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比,“实际上,我们总是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因为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因为经历了最近三年的所见所闻,我们对待一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冷静得多。”(第194195页)在任何时候,这对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是深刻的启迪。

1850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密切的思想交流,在经济上处在极度贫困中的马克思一家,也得到了恩格斯无私的帮助。185011月,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他父亲与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经商。他们从此开始了频繁通信,通信成了他们联系的主要形式。185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书信,反映出他们不仅在革命时期并肩战斗,而且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进行亲密合作。1851年,马克思为了撰写他的经济学巨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收集和整理材料,深入研究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其中,他着重研究了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的理论和历史以及经济危机。马克思在信中经常就这些问题同恩格斯交换看法,相互切磋。马克思在185117日的信中,首次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作了批判,提出了自己对地租理论的一些见解,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马克思在分析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以后写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第160页)恩格斯在12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第171页)马克思在23日的信中,又就货币流通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他在概述了李嘉图的货币流通理论之后,写道:“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入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第176页)恩格斯在225日的回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基本论据大有帮助。”(第205206页)恩格斯还谈了自己的补充意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上的认真态度。恩格斯18512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时间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第192页)这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中的一丝不苟的精神。

恩格斯1851年写的一些书信,提供了他在军事理论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珍贵资料。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使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为此,他迁居曼彻斯特后,投入很大的精力系统研究军事理论,首先是收集军事方面的文献资料。他在185122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你的地图集得救了。我最终拒绝把它卖掉,暂时留在这里,因为我很需要它,我现在正阅读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写的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去阅读。”(第208页)说明恩格斯从这时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

1851619日给约· 魏德迈的信中,恩格斯对他研究军事的原因做了说明。他写道:“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291292)他把研究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作为重点。信中写道:“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还特别提到关于巴登运动的报道。(见第293页)

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军事理论研究的,对军事史上的著名人物,有着深刻的、独到的见解。例如对参与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将军威灵顿,他在18514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做了这样的评论:威灵顿“有着足够的常人理性和他的民族所特有的利用各种资源的一切才能……如果不是这种常人理性不可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就会是一个天才。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艺术,比其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艺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会的更多……除了政治上的考虑迫使他犯的错误外,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不过,我也没有发现他在任何问题上闪现出一点点天才的火花。”“他有他自己的伟大,就是说,他这种伟大,是不失其为平庸的伟大。他具有军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程度。”(第245246页)

他的军事研究也得到马克思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马克思在18514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么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等等把匈牙利几次战役重新加以论述吗?这是很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 0印张的书,那时就非常适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给我”。(第238页)马克思在1851923日把他对古·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的内容摘选和对它的评论寄给恩格斯参考。恩格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军事研究结出了丰硕果实,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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