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辅导

   

(山东社会科学院)

 

 

导论

一、深刻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二、无情揭露英国政府反动的内外政策

三、高度评价亚洲民族解放运动

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五、完善深化社会革命思想

 

 

 

本卷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1857112月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们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评和政论,以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一系列词条。其中马克思52篇,恩格斯38篇,二人合写6篇。

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18481849年革命遭到失败以后,整个欧洲陷入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马克思把它称作“难忘的十年时代”。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二是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一时期,一方面,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英国的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这些国家的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市场的贸易额成倍增加,信用和银行业极度膨胀,证券交易所中弥漫着投机狂热;另一方面,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对内实行反动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英国,在中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印度扩大掠夺和侵略。遭到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奋起反抗,给了侵略者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个政治反动和经济繁荣的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1857年是这个年代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西欧和美国发生了第一次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陷入了大规模的民族反抗战争。他们根据大量事实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分析,认为普遍的危机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动荡,进而引起社会革命。撰写革命的时评和政论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的整个政治反动时期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收入本卷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无情地揭露了西欧几国尤其是英国政府反动的内外政策,抨击了它们的野蛮侵略和殖民掠夺,高度评价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完善深化他们的社会革命理论,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一、深刻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早在1856年秋天,就在对18481849年革命后欧洲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场新的经济危机行将发生的结论。1857年欧美爆发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在本卷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分析了危机的表现,深刻指出了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

1857年欧、美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质的经济危机。它主要表现为工厂倒闭,企业破产,商品过剩,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生产规模急剧缩减。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欧美各国政府绞尽脑汁减少大资本家的损失,想方设法把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使劳动群众的困境更加恶化。在《欧洲金融危机》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劳动阶级的贫困,正在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505页。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在《工厂工人状况》和《英国工厂制度》中,马克思引用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所提供的实际材料和具体数字,揭露了英国工厂制度的丑恶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工厂主们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降低工人工资,而且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用童工代替成年工。马克思满腔激愤地把这些资本家称之为“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115);指出“英国工厂制度的丑恶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使它们的执行人无能为力……被这种制度吸收的13岁以下的童工数目在一些部门正在增加,而女工数目则在一切部门均有增长”,而“工厂主在迅速地填满自己的腰包”。总之,“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116)

这次经济危机虽然在欧美各国普遍发生,但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对一些主要国家的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关于英国的经济危机,他指出,英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中心,危机的进程是从工业危机发展到商业危机。他在《英国的贸易危机》中写道:“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说,大不列颠对我们在美国出现的崩溃的反应最初表现为金融恐慌,随之是产品市场普遍萧条,最后才出现制造业的衰退,如今则最上面是工业危机,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第501页)

关于德国或普鲁士。马克思在《欧洲的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中指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汉堡的危机“是所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中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汉堡仍然是动荡的中心,这次动荡使普鲁士受到剧烈影响,使英国金融市场又渐渐回到它似乎已经摆脱的不稳定状态。这次风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来。”(第512505页)普鲁士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都处在衰退之中。(见第507页)汉堡的金融危机对瑞典和丹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但使它们的很多金融和商业企业破产,而且使那里的“危机显著加剧了。看来似乎已经过去的危机又将临头”。(第513页)

关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大国——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一文中,马克思写道:“越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看到,社会的表层已随着地下火的活动而起伏震荡。”(173)他指出,路易·波拿巴与交易所投机商之间或明或暗的勾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恶劣的境地,使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马克思在《法国的危机》中写道:“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阶段也已经影响了法国,其表现形式是同它与美国、英国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关系相适应的,即表现为慢性衰退。”“许多工厂主由于在美国和英国的破产而遭受巨大损失,巴黎、里昂……和其他工业中心的生产急剧缩减,同时马赛、阿弗尔和波尔多等地也普遍陷于严重的困境。”“全国商业的普遍停滞特别明显”。(第515页)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英国的震荡》一文中指出:“英国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国,都大量参加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们的过剩资本主要投于工业企业,所以目前这次动荡比以往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从而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第487页)针对舆论界有人把这次危机归咎于金融危机,马克思在《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中指出:“以为伦敦金融市场上将出现的现象,及金融恐慌的起伏跌宕,就是能准确衡量出英国贸易界不得不经受的危机强度的寒暑表,那就大错特错了。”(第478479页)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消息刚刚传至英国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咳!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太不健康。”马克思就此指出,当时“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状态的震荡。”(479)果然,不久之后英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曾经高喊英国贸易“健康”的《泰晤士报》马上改变了原先的调子,惊呼“英国的经商阶级已经病入膏肓”,并宣称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乃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万恶之源。针对这种说法,马克思指出,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或狂热的投机活动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的周期性的痉挛,是因果倒置,“就像那些如今已经绝种的自然哲学家学派那样,把发烧看做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500501)

马克思报道和评论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文章,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括。他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且分析了18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殊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英国的贸易危机》中指出:“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的重新出现”。(第501页)他指出,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的存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结束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它相继渗入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接着,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旋涡。早在经济危机爆发前,马克思就已预见到,这种普遍的投机活动必然导致普遍的危机。在关于欧洲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具体考察了危机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发展,深刻分析了各国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状况,详细研究了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利率的变动,经常跟踪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巴黎证券交易所证券行情的涨落。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科学地预见到18571858年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认为:“它的最后爆发,无论就状况的强度或涉及的范围而言,都将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第483页)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集中的规律。他在《英国工厂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工业普遍增长的同时,个别地区也有衰落现象,在许多郡和城镇,一些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规律,就是那条遍及现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即集中的规律。例如,兰开夏郡以及毗邻它的部分地区这个棉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就把全国其他地区的棉纺织业吸引过来。”(第118119页)

由于马克思这时已经掌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能够正确地预见经济危机发展的趋势。他在《欧洲的危机》一文中,对英国的经济危机的预见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写道:“昨天抵达的尼亚加拉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以及我们对一批英国报纸的一份仔细研究,都完全证实了我们最近对英国危机前景的看法。”“至于工业品市场,兰开夏郡的六家纺织厂、西区做羊毛生意的三家主要商行、伍斯特一家做地毯生意的大商行的倒闭,现在证明了我们关于工业危机的预言是正确的。”(第511512页)在《法国的危机》中他写道:“在关税同盟的各工业中心,危机来临的预兆已明显出现。的里雅斯特的一些报纸都担心黑海和黎凡特方面的贸易可能会失败,只要这个行将来临的灾难稍有迹象,就足以使马赛的一些大商行垮台。最后,正当金融恐慌在北欧似已平息的时候,它却在意大利猛烈爆发了”。当年1218日米兰《舆论报》的一篇报道就说明了这一点。(见第516517页)

马克思论述1857年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文章,利用了大量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各种报刊和统计报告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和马克思从中做出的概括和结论,后来成为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素材。学习本卷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应该和学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结合起来。这个时期,除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和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条目之外,在经济危机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搜集的材料,于18577月开始集中更大的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学巨著,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了通常所说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手稿现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和第31卷。

   

二、无情揭露英国政府反动的内外政策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各国政府都趋向于反动。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它们的主要是英国的反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通讯中,英国的内政和对外政策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英国的震荡》等文中,马克思指出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腐败变质。马克思写道,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权的执政者妥协。他强调指出,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寡头政权的合流,严重阻碍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集中代表——帕麦斯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令,都是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他是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些满脸和气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直接靠奴隶贸易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尊贵代表。”(第75页)他反对任何民主改革,他所代表的鸦片走私商的利益,不但和广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本质上不同于产业资本家得利益。马克思在把帕麦斯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的比较中说明,他是腐朽、反动势力的代表。“在他身上,在这位惯于玩弄外交手腕的子爵身上,集中体现了英国寡头政治的擅权,他们则是代表英国中等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暴发户……他是旧托利主义最后的肆无忌惮的体现”。(第98页)马克思指出:“帕麦斯顿的执政,不是普通内阁的执政,而是一种独裁。”他是一个“独裁官”。(第6896页)帕麦斯顿政府实行最腐朽的用工制度。“1850年至1856年期间,童工数目增长很大,共有10 761名,其中9 655名在棉纺织业部门。必须再提一下,1844年通过的仁慈的法律允许工厂雇用8岁的儿童,而以前法律是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的。”(第124页)帕麦斯顿政府的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崩溃。“尽管有自由贸易这副灵丹妙药,英国的小麦和其他各种农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在1853年至1857年甚至高于1820年至1853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尽管谷价高昂,工业却得到空前的发展,而现在……尽管农业丰收,工业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崩溃。”(第484页)

在国外,包括帕麦斯顿政府在内的历届政府进行侵略、掠夺和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殖民政策。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对波斯的战争》、《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等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英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侵略性质,指出这些外交活动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

马克思严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华的野蛮暴行,支持和赞扬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英勇斗争。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在中国进行掠夺,两次挑起所谓的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阐明这些战争的海盗式掠夺性质,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对和平居民犯下的可耻暴行。对于1856年帕麦斯顿任首相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的炮轰广州事件,当时的《泰晤士报》“一直把广州大屠杀说成是帕麦斯顿外交杰作”;(参见第72页)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揭露了这一“杰作”的真相:“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惨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第92页)但是,帕麦斯顿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说中却说:“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参见第90页)马克思考察了这次冲突的经过,谴责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23)马克思说,这是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对于英国侵略者提出的种种荒唐借口,马克思说:“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9293)

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恩格斯把两次鸦片战争加以对比,指出:英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虽然非常厌恶我们(指美国人。编者注)的掠夺本性,但是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并不比我们少一些——为我们16世纪和17世纪共同祖先所特有的那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他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人为贩卖鸦片而进行了那头一次顺利的掠夺性入侵”;“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101106) 在一篇题为《印度起义》的文章中,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写道:“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记录下这些暴行的不是中国官吏,而是那些英国军官自己。”(335)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描述,把侵略者的掠夺、兽性,揭露的淋漓尽致。不仅仅是在广州,在中国各地,英国反动政府都犯下了累累暴行。马克思指出,旅居这个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的可恶罪行比比皆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的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伤风败俗的弊病,等等;(参见第93页)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也是靠武力来进行扩展。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波斯、阿富汗的侵略、掠夺和所犯下的罪行。在《印度问题》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利用迪斯累里演说中“关于英印帝国的衰落的见解”的材料,揭露了英国政府掠夺印度财富的政策,指出:“近几年来,治理印度采用了一个新原则——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通过强行消灭土著王公的权力、,破坏继承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现的。”为了增加收入,英国政府通过排挤土著王公来扩大英国的地盘。例如,“萨达拉公国的拉甲死后,东印度公司不承认他收养的继承人,却把该公国并入自己的图。从此,凡土著王公死后无嫡嗣时,都采用这种兼并制度。过继收养原则这一印度社会的基石,政府概不承认。因此,从1848年至1854年,有十几个独立王公的公国被强行并入不列颠帝国。”(第207208页)文中进一步揭露:“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财产的方法,它还停止向土著大贵族支付预先约定的津贴。迪斯累里先生说:‘这是一种新的没收方式,而其规模却最大,最惊人,‘最令人气愤。’” 迪斯累里把这些看做“侵略政策”。(第209页)马克思在《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一文中,揭露了英国政府在印度依靠刑讯征税的残酷事实。文中引用马德拉斯刑讯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该委员会“深信到处都在为征税而使用刑讯”,而且,“法律对使用暴力征收国税并未规定任何惩罚。”达尔豪西勋爵在18559月的一封信证明,“官方也承认,普遍施用刑讯已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种财政制度”。(第302304页)

马克思在《对波斯的战争》和《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揭露和抨击了英国对波斯的侵略。185611月,英国以波斯和阿富汗的领土争端为借口,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由于俄国对波斯的支持、印度人民起义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英国不得不在185734日同波斯签订合约,英军撤出波斯。本来,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都把俄国视为天然的敌人,因而也都把英国视为天然的盟友。但是,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英国政府为了满足它对外扩张的需要,就利用波阿领土之争向波斯宣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虚伪的友好,加上真正的对坑——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对阿富汗来说,英国也不是真想帮助它。“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们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这是很令人奇怪的。(见第2529页)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英国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外交上耍弄反复无常的手腕的丑恶嘴脸。马克思对英国这次侵略的结果做了这样的描述:“这次远征波斯所获得的纯利,可以总结如下:大不列颠在整个中亚细亚受到普遍的憎恨;由于动用印度军队,印度国库承受新的负担,印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另一场克里木惨剧的重演几乎不可避免;波拿巴在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正式调解人地位得到确认;最后,俄国获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一个在黑海,另一个在波斯的北部沿海边境。”(第163页)一句话,得不偿失。这对我们目前认识西方列强在中东的行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恩格斯在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阿富汗》、《阿尔及利亚》

条目中,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它们的侵略和掠夺。他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们变成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的对象。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阿富汗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镇压阿富汗人民起义的18391842年英阿战争,而进行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活动。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虽然费尽周折,英军取得了胜利,“为了报复,英军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场,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许多居民。”但它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包括一个将军和一个高官被杀,扶植傀儡君主的企图没有能够得逞,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从阿富汗退出。(参见第220225页)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几乎在重演着170年以前英国在那里的故事。(论据不足,建议删去该句话。论据很多且充分,只是在这里没有必要摆出来——作者)

除了英国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还深入研究了波拿巴

主义的法国的对外政策。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有力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行径。他写道:“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在每一座大小城镇被征服时,处处都有大量的生命牺牲。阿拉伯和卡比尔部落珍视独立仇恨外族统治而不惜性命,他们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庄稼被践踏,幸存的受难者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惨遭奸淫和暴力。法国人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完全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准则。”(281)

   

三、高度评价亚洲民族解放运动

在无情揭露英国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广泛掀起的、亚洲人民反对西方列强侵略、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解放运动。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和《波斯和中国》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谴责,对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英勇顽强的斗争,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就在《英中冲突》中指出:“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英国当局同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第17页)他谴责了英国“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入侵一个和平国家”的强盗行径,引用《每日新闻》关于英军炮轰广州的评论:“真是骇人听闻”,这是“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无所顾忌的任意把人命送上虚伪理解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称赞它“用比较合乎人情和恰当的语气表示了意见。”(第2223页)在两个多月后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马克思批驳了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的大量斥责和大肆攻击,指出英国政府进行的是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历数了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第9293页)

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把两次鸦片战争做了对比,赞扬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镇江城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写道:英国军队在克服了重重困难“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这些中国的鞑靼士兵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鞑靼士兵总共只有1 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主将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投火自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做了预测,指出:“如果这次新战争真的打起来,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但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地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掉的……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第106107页)这表明,恩格斯对中国军民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通过波斯与中国的对比,赞扬了中国在反抗英国侵略中的人民战争,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他写道:“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那就是“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对这一全民战争做了高度评价:“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军“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文章的最后他预言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认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42148)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1857年爆发的民族大起义撰写的《印度军队中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德里的攻占》和以《印度起义》为题的系列文章中,跟踪报道了起义的全过程,揭示了起义的性质,分析了起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起义最终遭到失败的原因。

印度各阶层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到50年代,这种矛盾急剧尖锐化,终于在1857年爆发了以饱受歧视和压迫的土著士兵为主力的反英起义,起义迅即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把它说成仅仅是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西帕依”的军事叛乱。英国殖民主义当局竭力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证明起义只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谎言。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西帕依”的兵变看做起义。马克思甚至认为:“不久以后还会出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所认为的兵变,实际上是民族起义。”(第214页)“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就有过多次哗变,但是这次的起义不同,其性质特别严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英国人曾坚信,西帕依军队是他们在印度的主力。现在,他们突然之间清楚地看到,正是这支军队对他们构成了危险。”(第165214页)他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全民族的运动。印度本来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而这一次,印度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群众都联合了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锡克教徒也和伊斯兰教徒一样,已和婆罗门一致行动,这样,所有不同的群体正在迅速的结成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165213214)

在英国军队的疯狂进攻下,德里城于620日失守。马克思在1857年最后一篇《印度起义》中对德里失守的原因、义军顽强的抵抗和德里失守后起义向更大范围的扩展,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德里失守的原因,他指出:直接的原因是起义者兵力的减少,而“起义者兵力的减少,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大约十天以来不断出击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如说是由于内讧使整批部队离散。幽灵似的莫卧儿本人同德里的商人一样,都对于把他们积蓄的所有钱财洗劫一空的西帕依的统治感到十分不满,此外,西帕依内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宗教上的不和以及原守军和新增援部队之间的争吵,也足以瓦解他们表面凑合的组织,使他们必然遭到失败。”德里虽然失守,但义军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从容地撤退。在德里,“英军不得不对付的仍然是这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数量上比他们稍占优势,却缺乏统一指挥,因内讧而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但是,他们在受到八十四小时的轰击之后,仍然在城内经受住了整整六天的炮击和巷战,然后从容地由舟桥渡过朱木拿河。”(第466页)德里失守后,印度大起义并未就此失败,而是向更广阔的地区扩展。“据说,起义正由加尔各答向东北扩展”。在信德地区、旁遮普,也都在酝酿起义。(第467468页)

这期间,波斯也发生了反抗英国侵略的战争。恩格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表示了对波斯人民反抗英国侵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他指出: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英勇的抵抗;进行抵抗的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在碰到英印军队时一战即溃了。恩格斯认为:“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会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第143145页)

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阿富汗》条目中,对阿富汗人民在18391841年抵抗英国侵略的战争,作了详细评论,赞扬了阿富汗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文中写道:“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富有独立精神的民族。”1939年威·麦克诺顿率领英军攻占阿富汗,扶植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登上王位,“但是实权仍在麦克诺顿手中”。这样,“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调回。但是阿富汗人绝不甘心受欧洲异教徒的统治,1840年至1841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第217221页)起义虽然在1841年夏季被镇压下去,但面对英国侵略者,各支起义队伍很快就联合起来,1841112日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结果是,虽然最后英国人重新占领了阿富汗,但在这之前,威·麦克诺顿和亚·伯恩斯将军被杀,许多军官被俘,184211日英军签订投降书,赔款缴械,全部撤出阿富汗。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当前美英联军侵占阿富汗的一面镜子,他们应该很好地照一照。

 

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军事科学作过长时间深入的研究。1857年的论著,大量的是研究军事科学的。除了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18577月起,应约为美国资产阶级进步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军事和军事史方面的词条。

《美国新百科全书》条目大部分由恩格斯执笔。马克思在继续研究解决问题的同时,主要负责撰写一批人物传记条目,还有一部分条目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他们尽量选择的条目,大都是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有价值的问题。尽管该书的编辑部要求作者不表现党派倾向,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辞书性质对革命政论作品形成一定的限制,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条目中可以看出,他们仍然善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体裁的作品中阐发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特别是在军事学术方面有很高素养的恩格斯,在军事理论、军队史、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在当时革命家的圈子里被称做“将军”。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各种历史实例,阐发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这种战争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人民斗争特有的战争形式。在《波斯和中国》一文里,恩格斯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他写道:中国人民的抗英战争“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反抗者可以采取各种能够消灭敌人的战争手段。“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第146147页)

《山地战的今昔》阐述了革命军队和起义民族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恩格斯指出,在欧洲,到了法国革命时期,“时代变了。铁甲骑兵和行动不便的长矛手绝迹了;战术经过了多次的革命化变化;机动性成为军队的主要素质;马尔伯勒、欧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横队战术不断被革命军的纵队和散兵线所推翻”。(第47页)他以山地战为例,阐述了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不论从战略的观点还是从战术的观点看问题,“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这是不是说在山地战中防御是徒劳无益的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性中寻求力量,只要有机会,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恩格斯明确指出,这叫做“积极防御”。“很明显,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灵活、经验丰富和智慧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首先需要有智慧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致连长,因为这时一切全靠各分遣部队的迅速和明智的行动。”(第910页)这种积极防御对“民族起义和游击战”特别有意义。“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第1011页)

在本卷中,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条目,共有近40篇,内容相当广泛。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军队产生的历史条件,深入分析了军队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以及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等等。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第一个用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军事史和考察各个时代的军队。恩格斯揭示了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成以后国家军队的阶级性,论证了军队的盛衰总是和与其相关联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相伴随。例如古希腊军队及其方阵战术和古罗马军队及其军团制度的衰落,都是奴隶制社会内部促使该社会崩溃的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些都说明,军队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这些思想主要集中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长篇力作《军队》中。文中着重论述了近代军队的产生和现代战术的发展。恩格斯写道:“封建制度的普遍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封建军队不复存在,雇佣兵军队开始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的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常备军,“可以说是近代的第一支常备军。”(第248249页)关于现代战术,恩格斯写道:“到现代战术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的末期,战术才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杂乱无章”。(249)此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马克思读了这篇文章之后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研究问题的建议。他在18579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35136页)

恩格斯相当重视军事技术问题。他根据大量实例论证了重要的技术发明,如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等对武装力量和军事科学发展的影响。他在一些关于军事的长条目中论述了军事技术的历史,还写了各种武器如《火绳枪》、《刺刀》、《爆炸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手段《炮兵连》、《炮艇》、《棱堡》、《掩障》等的条目。军事上的技术发明并不都出在近代欧洲,有些就出在我们中国。火药出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爆炸弹》条目中,他指出:“爆炸弹在历史上最先实际使用于中国:中国人,据他们的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了一种装填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金属球,用一根缓燃火绳来引爆。”(第424页)在辅助军事技术手段《军用桥》条目中,他指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基础。在奴隶制时代,如大流士、亚历山大只能用木船架设军用浮桥;到了近代,法国人和欧洲各国的军队就用金属壳浮桥船架设浮桥纵列了。(参见第359360页)

马克思撰写的主要是1 8世纪末至1 9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传记。这些文章通过对个别人物的生平的描述,反映出了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风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的《勃鲁姆》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都是革命活动家的传略。前者记述了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勃鲁姆的事迹,高度评价了他忠于革命、勇敢战斗的一生。勃鲁姆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家庭;青年勃鲁姆从一个手工业工人自学成才,成长为一个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845年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天主教会并成为该会的精神领袖。”他参加了法国二月革命,是萨克森自由派的中心人物、法兰克福议会议员,“是这个议会里温和反对派的领袖”。在维也纳起义中,“他参加学生军的队伍,并在战斗中指挥一个街垒。”起义失败后他被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他不愿背弃自己的言行而损害自己的尊严,因而被判处绞刑,后来绞刑改为枪决,黎明时在布里吉特瑙执行。”成为一名革命烈士。(第319321页)《贝姆》描述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指挥艺术,介绍了他由波兰旧军队的将军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说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第一个战役所进行的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统帅。”(第416页)这篇传记对贝姆的优点和缺点作了全面总结,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提供了重要素材。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篇幅较大的条目《布吕歇尔》是一位普鲁士元帅的传记。它以德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共同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为背景,展现了这位卓越的统帅的活动,并强调他怀有平民情感,在民众中颇得人心。对于打败拿破仑的几次战役,他的指挥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传记称赞“他是一名模范军人。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对于18131815年半正规半游击战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他是一位完全称职的将领。”(第382页)这篇传记中一些出色的、成功的战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所撰写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里安》、《贝西埃尔》、《布吕纳》等条目,全面地描绘出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真实面目。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从17891794年革命的中坚力量,到后来蜕变成为反革命波拿巴政权支柱的演变过程。这些人大多是在1789年革命的动荡中发迹起家的。在波拿巴政权后来演变成反动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有的人如布里安、布吕讷成了贪得无厌之徒,有的人如贝尔纳多特成了追逐官位、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有的人如贝尔蒂埃成了可以为任何制度效力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等等。这些人的传记,展示了拿破仑第一帝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有的出身显赫,但大都出身平平,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都能干一番事业,也能成为利欲熏心、反复无常的小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反面教员。   

 

五、完善深化社会革命思想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恩格斯自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所有问题的研究中,都贯穿着或包含着社会革命思想。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就总结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的思想。依据这一思路,他在1856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生不久所写的《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一文中指出:“如今大陆上的革命,对英国来说,将不再是一出可供鉴赏的戏剧,也不再是一场可资利用的衰退,而是一场必须利用的严重考验。”“越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看到,社会的表层已随着地下火的活动而起伏震荡,巴黎的选举,甚至已经不是一场新的革命的预兆,而是新革命的开端。”(第173页)马克思认为,这时整个欧美正在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已经在法国引起了社会革命;同时,马克思把“巴黎的选举”看做“新革命的开端”,说明他已经产生了革命可能以新的形式,即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方式进行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巴黎的选举”,是指法国1857年夏季的选举。在选举期间,为确保官方代表获选,政府不惜动用警察。尽管如此,得到工人支持的反波拿巴派还是在第二帝国历史上有五位代表当选。

马克思通过英国议会选举的结果,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提上了日程。马克思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指出:在当时的选举中,通过曼彻斯特学派的彻底失败,“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终于埋葬了那曾经像梦魇一样压迫着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之后,不禁得意洋洋,自以为已堵上了他们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大门,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样做是为新的革命运动扫除了主要障碍。”“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工厂主们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夺取的革命领导。” (第100101页)使革命的领导权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上,以工厂主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成了革命对象,无产阶级展开了反对它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新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的策略思想:革命必须充分利用在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有利因素。他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中指出:“革命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手中获得登上官方舞台的入场券。”他是从当时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他写道,在巴黎的议会选举中,卡芬雅克的名字被反对派用来作为旗帜,这完全符合法国以往的历史,但是,“革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是胜利之日写在旗帜上的名字。在现代社会,革命运动为了把握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在一开始借用这样一些人的旗帜,这些人虽然反对现存政府,但是与现存社会还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第173174页)

革命要利用旧制度下产生的人才,是更重要的一个策略。在他们看来,旧制度下产生的各种人才向革命的转变,是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所写的《勃鲁姆》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都反映了这一思想。勃鲁姆是德国天主教会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贝姆是波兰旧军队的一个将军,他们都参加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并起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传略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做了高度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归根到底,经济发展是社会革命的决定因素,但是,社会革命对经济发展又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马克思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中写道:“要真正了解巴黎的选举、巴黎的逮捕和巴黎的迫害,必须考虑巴黎交易所的状况,它在竞选鼓动之前就发生波动,并且比竞选鼓动延续的更久。”“如果说,帝国财政上的混乱已经造成它政治上的困难,那么后者又必定会反过来影响前者。正是因为法兰西帝国的状况是如此,不久前的西班牙风潮和意大利风潮,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所面临的麻烦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174175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一贯强调革命武装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很重视社会革命对军队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军队》一文中写道:“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对军队的编制有重大的影响。不论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显然改善了各个兵种。”(第251页)军队的战斗队形从横队队形到纵队队形的改变,开始于美国的独立战争,完成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写道,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由纵队队形战术到纵队队形战术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拿破仑“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用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横队战术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第257258页) 

马克思、恩格斯把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起义和反对本国腐朽制度的人民起义,都看做社会革命。马克思在《来自印度的消息》中指出:印度人民反抗侵略者斗争的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所认为的兵变,实际上是民族起义。”(第214页)在《印度起义》中,马克思写道:“在孟加拉西北各省,英军已逐渐被困在一些好像分散在革命大海中的孤立礁石似的小据点上。”直接把印度人民大起义称作“革命大海”。(第328页)在谈到马拉塔民族的两个王公之一的辛迪亚时,他把印度各族的抗英联盟称作“革命的联盟”。(386)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把太平天国称作“大起义”,把由于人民大起义所导致的封建王朝的灭亡,看做“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第147148页)

 

 

 


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人民出版社主办 Copyright 2009-2010 by www.ccpph.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协作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29号
./P0201306183358098406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