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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对人民幸福要信而仰之

罗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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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7-11-03        来源: 中国理论网

 

 

内容摘要信仰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的忠诚信赖并且努力奉行的特有情怀和精神力量。信仰的坚定与否取决于四个方面:价值原则是否具有真理性和至上性、是否具有认知理论的自觉性、是否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性和意志坚定性、是否具有奉行行为的笃定性和持续性。信而“仰”之,重在神往、贵在奉行。唯有对生活价值原则的理论自觉才能铸就信仰的笃定情怀;唯有对信仰理论的高度自觉才能铸就充分的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的解放自由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高度的理性自觉和执着的行为自觉。培育衷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论自觉,铸就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践自觉,是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为社会政治信仰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人民幸福;“信”而仰之;理论自觉;实践自觉

 

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的类本质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动力源泉;没有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没有人类的历史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满了为了人类幸福而不断奋斗的崇高信仰,也在自己奉行信仰的实践中充满着为了人民幸福而不断努力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从而推动了人类幸福事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实现。在幸福中国建设的今天,培育衷于人民幸福的理论自觉,铸就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实践自觉,是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为社会政治信仰的根本途径。

一、信仰是对生活价值原则的忠诚信赖和笃定奉行

(一)信仰的本质特征与形成基础

信仰是人类应有的价值情怀和特有的精神现象,它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的忠诚信赖并且努力奉行的特有情怀和精神力量,它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层次的行动理念,对于人类的实践行为有着巨大的精神指南和价值指引作用。信仰不仅是照亮人类生活前行的太阳、是制约和引导人们努力奋斗的灯塔,而且是激励人们努力奉行自己价值目标、实现自己梦想的精神意志和动力源泉。信仰的内涵属性决定着人们追求和奉行信仰实践行为的正义性和努力的程度性,只有具有崇高属性的信仰才会不断激励人们为之不断奉行,乃至不惜一切地去为了信仰而奋斗前行。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有着为了全世界无产者解放、自由和幸福的崇高信仰才会毕生奋斗不止,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会历尽千辛万苦、排除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忘初心,努力前行。信仰的形成基础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原则的忠诚信赖和笃信敬仰,是人们对自己特有价值目标和人生原则的高度的认知自觉和理论自觉,这是信仰形成的认识论基础;只有认定自己的生活价值原则的崇高性和先进性,才会在心理上形成顽强的矢志不移的心理定势和意志品质,这是信仰形成的心理学基础。信仰只有在主体明确自己对人生价值最高原则和行为导向有忠诚信赖的心理基础和认知基础后才能形成笃定持久的价值情怀,因而它统摄和主导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行为。信仰的实践指向是人们为了自己的价值原则和理想追求而奋力践行和坚决贯彻,体现着人们对自己生活追求的价值态度和人生追求的精神状态与价值世界,因而是贯穿在人们价值行为始终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力量。所以,革命的理想信仰高于天。

(二)决定信仰坚定与否的四个因素

信仰的坚定与否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生活价值原则和人生的价值追求是否具有真理性至上性,没有科学真理性和崇高至上性的生活价值原则是不能持久的和坚定的,也不会使人们去为之忠诚信赖和努力奉行,这是决定和支配着人们对生活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忠诚信赖的根本属性和合理内涵;那种为了个人一己私利的价值情怀是不具有崇高至上性的价值追求,因而也肯定不可能是持久而坚定的价值意志。只有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幸福的生活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才是崇高的和科学合理的。二是人们对生活价值原则和人生价值追求是否具有认知自觉性和理论自觉性,这是信仰产生和形成的认识论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形成长期持久的信赖情怀,就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价值实践;只有思想上的认识自觉和学理上的理论自觉才能形成价值意志上的高度自觉和真诚信赖。三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内涵和价值追求是否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性意志坚定性。情感是主体对客体对象因为由衷热爱和非常眷念而产生的一种倾向性强烈的情绪意志。因为主体对自己生活指向内涵和价值追求具有深厚而衷诚的情感,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指向意愿和执着的情感指引,会使主体为了追求对象和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意志坚定和矢志不移,有时甚至会有失去理智的情绪冲动。所以,列宁说情感是人们行为产生的内在原动力,“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 马克思一生之所以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生活而不畏艰难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而顽强执着地同各种敌人展开长期的斗争,就是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着深切同情和无比热爱的情绪倾向性,因而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如果人们对自己生活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没有由衷而强烈的倾向性情绪意志,对自己生活价值对象就会言不由衷、行不自愿,遇到困难和阻碍就会意志动摇和打退堂鼓。四是人们为了对生活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是否具有行为笃定性和实践持续性,体现的是人们为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和坚定情怀。只有有了这种行为的笃定性和实践的持续性,在信仰的实践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才不会意志动摇和行为退宿,才会为了信仰和追求而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砥砺前行。

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还是每一个个体,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追求,生命之旅就没有灿烂的愿景和充满阳光的前途;没有信仰就会像无头的苍蝇和没有导航的大海航行,其结局一定是危险的和悲催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腥风血雨的年代,行万里长征,厉千辛艰苦,夺取人民解放和自由的胜利;在改革开放的岁月,破传统体制,立崭新规制,实现人民发展和小康的期盼。追根溯源,寻根究底,我们党之所以能团结和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的最高价值原则的忠诚信念和价值追求,有着时刻为了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崇高信仰和笃定情节,有着一切为了人民满意、一切依靠人民力量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培育衷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是指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本质内涵、属性特征、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等因素的深刻认知、全面把握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方面得心应手的一种主观反映状态,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 的认识阶段。主体对自己生活内涵所应有的价值态度和生活实践所遵循的价值追求的忠诚信念和努力奉行,取决于主体对自己生活终极目标和价值原则所认知理解的充分信赖和高度自觉。没有主体对自己生活内涵和价值追求蕴含的崇高性、真理性和至上性的充分信赖和高度自觉,主体的生活信念就会动摇、革命意志就会衰退、为实现信仰的革命行为就会止步不前,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个朴素的道理从马克思领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行动中、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追求梦想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完满的诠释:唯有生活价值原则的理论自觉才能铸就信仰的笃定情怀。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生活价值原则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及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先烈们确定并奉行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作为自己生活的最高原则和人生信仰。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时就选定了自己生活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追求——把为了全人类解放和幸福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尽管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进步青年,但是他的生活价值内涵就已经确定,并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努力奉行。他在揭露和批判当时德国人民生活状况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错误思想时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3] 宗教给人民的幸福是一种虚幻的彼岸世界的虚假幸福,是统治阶级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的精神毒药,是统治阶级在其生产方式的“道德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虚幻幸福,人民需要的是此岸世界的现实幸福和美好生活。(标红处注意)但是,在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是不可能给广大劳动大众以现实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这就为马克思努力奉行自己生活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注定了其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的客观必然性,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应该解决的历史主题和社会任务。

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是人民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生活,并从幸福的实在内涵、实现条件、解放自己的手段与途径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全面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4] 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解放和自由制定的全部道德原则和政治路线中,追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革命斗争的生活原则和政治信仰;他还在实践中对奉行这个信仰所要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4]人们各自追求幸福的行为又都是各自追求幸福实现的历史条件,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和自由的历史条件的;“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 —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4] 因为统治阶级的“依法”和社会“矫正”行为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乃至基本生活的权利。广大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推翻统治阶级的“道德的基础”和社会制度体系,就必须保障自己的政治自由和基本权利,建立起体现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的社会制度体系,这是劳动大众追求现实幸福所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马克思一生努力奋斗和据理批驳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歪曲劳动大众追求幸福的“道德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4]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让广大劳苦大众明白:自己为什么受剥削和压迫就是因为统治阶级扼杀和剥夺了人民现实幸福和自由解放所必备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的“道德的基础”,要想真正实现劳动者自己的解放、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就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结束社会进步与个人自由对立状态,摧毁人民大众不能解放和自由的“道德的基础”,建立起尊重人、解放人、以人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道德的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不断努力奉行和砥砺践行这个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生活价值原则和政治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才会在欧洲从空想变成科学理论,又从科学理论体系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二)劳动者实现对幸福生活追求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者为了自己翻身求解放求自由、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奋斗历史。“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6] 不消除旧社会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道德的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劳动者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不可能实现。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 建立起劳动人民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政治制度以后,统治阶级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8] 这就为劳动者的解放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为人的自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准备了根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劳动者不仅在政治上、经济生活上,而且在社会的“道德的基础”上真正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9] 社会主义就是利用这种权力来为广大劳动大众谋幸福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10] 人与人之间平等劳动和平等享受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时才能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必备的社会历史条件。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早就指出:在人们平等和财产公有制社会,“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这些原理就是:“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11] 马克思实现人民现实幸福的价值前提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2] 这用当今的时髦话语来说就是,不断改善民生状况、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劳动人民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必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3]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幸福追求,不论是社会的“道德的基础”还是社会历史条件,只有在消除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实现了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会有现实的可能、才会真正具备所必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幸福生活追求的理论自觉和充分诠释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追求解放、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理论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理论的高度的认知自觉,为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实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具备了人民幸福和自由的历史条件和“道德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并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14]。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当得知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行余粮收集制度实际上是强迫农民将粮食交给政府、变相剥夺农民时,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不仅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严重地降低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15] 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依靠,也是真正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谋求人民幸福的政党,是真正奉行马克思主义人民幸福理论及其价值追求的实践者。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这个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谋求更高品质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奋力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奉行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价值信仰和生活追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作为自己历史和社会实践的主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和基本依靠,则必然构成追求自己美好生活和幸福的现实主体。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现实幸福思想的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7] 由此所设定的服务指向、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就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8] 其中,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是广大人民大众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价值原则,人民群众对生活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人民幸福不幸福则是评价我们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思想作了充分的发展和完美的诠释。2012年,习近平指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 2015年,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 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再次将他的民生幸福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把推动经济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条件,把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广大人民的整体素质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正内涵,把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基础,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品质,把着力推进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外在环境,充分体现出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幸福和自由解放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信仰情怀,也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幸福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内涵的价值原则和生命追求的价值情结,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党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论自觉。

唯有理论的高度自觉才能铸就充分的实践自觉。综上所述,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探索,找到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自身解放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条件、基本路径、理论真谛和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近百年的艰苦求索终于得出了中华民族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追求。这充分体现着我们党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上的生活价值原则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脉相承和理络想通。

三、铸就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践自觉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信仰是实践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自从有了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幸福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以后,就一直在追求和奉行着人民的解放、自由和美好生活向往的伟大事业,正因为这个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在丰富内涵上的至上性和真理性、在认识论上的自觉性和志愿性、在对待人民幸福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上的倾向性和既定性、在实践奉行上的笃定性和持续性,才激励着我们党无数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自觉自愿地甘洒热血为之奋斗和牺牲,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还将是这样。

信而“仰”之,重在神往、贵在奉行。只有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信而仰之和由衷神往,才会有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笃定践行,才可能让人民幸福生活获得感的有效提升。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根本宗旨和新的执政理念,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幸福的新思想新理念,是我们党和国家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应坚持的基本遵循,是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旗帜。

第一,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学习,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认知自觉和理论自觉。要从党性修养自觉和党的宗旨意识出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民主体至上性思想,形成高度的认知自觉和党性自觉,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思想和群众史观深入人心,要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还必须清楚其所以“然”,必须要让每一个人清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动力。不论是过去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还是今后为了人民幸福而不断努力的建设时期,我们都必须牢记这一政治信仰,必须始终奉行这一价值追求。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党就会像“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而失去生命力量一样惨遭失败。

第二,必须深入广大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培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感性认知和为民情怀。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2] 激情和热情是人们事业成功的精神源泉和强大力量,激情是由人们最直接和最初级的需求动机原始地构成的,它是人类心灵中最原始的情欲的直接体现。情感源自主体对于客体和对象的深度热爱和执着眷念,也是源自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认真态度和强烈的认知欲望,由此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奉行信念和炽热情感。我们的党员干部都应该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深厚感情和执着眷念的浓烈情怀,只有有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和眷念情怀,才会深入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服务群众的愿望、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只有有了这样的爱民情怀和为民激情,才会产生亲民和敬民的行为冲动。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眷念情怀,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有真情实意,就不会时刻想着人民群众,就不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就会应付了事、敷衍塞责;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像习近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以对人民群众的深切热爱之情和无比敬仰之心,待民为父,以真情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的工作态度,“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1]

第三,必须努力学习和认真研究服务人民大众的工作内涵和社会实践,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服务能力和为民本领。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执政理念,仅仅在口头上和思想上还远远不行,一定要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在自己的每天的岗位行动中。无论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党的工作人员,如果只是把人民群众装在脑子里,没有落实在行动中,这样的人只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是误党误国的空谈家;事实上,人民群众也痛恨这样不干实事、不干民事、只会吹牛拍马的干部,这样的人不仅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耽误了群众期盼解决的实事、延误了国家发展的好事。所以,一定要牢记习近平同志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教诲和嘱托,践行为人民幸福做好事、谋实事、善成事的政治信念,增强和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获得感和实际效果。

第四,必须加大用制度手段解决现实生活中“懒政”和“损民”行为的查处力度,营造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宗旨意识和人民主体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治党以道为重,治吏以律为重。治党之“道”就是党的宗旨和党的原则,如果违背了这个党“道”,党的事业和生命也就会枯竭;治吏之“律”就是党纪国法和各项制度规范,不仅要让党员干部清晰知道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之,而且还要知道不可以为而为了则要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是为官之道和治官之绳。如果这个“律”不拉直和不拉紧,就会颠倒是非纵容奸恶,就会丧失党心和伤害民心。在现实生活中,那种面对群众的事情懒得有为和无所作为的“懒政”现象,那种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的“损民”行为还比比皆是娄见不鲜,严重地阻断了党和人民的情感交流,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这样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恶作为,一定要高悬整治“懒政”“损民”的利剑和制度的重拳,狠狠地砸向身边的“懒政”和“损民”行为者,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在人人的实际生活中予以贯彻和落实。

第五,必须净化尊重人民、服务人民的社会舆论和道德教育,提升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清末著名的法律专家沈家本也认为,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23] 一项好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如果没有道德高尚的人和良好的社会到环境来执行和实践,就会变成一纸空文,甚至产生更加恶烈的后果。在忠于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践中,法律制度和行政命令对于尊重人民、服务人民有着强大的外在震慑力和约束力,可以在社会行为的显性生活中得到有效贯彻和强力执行。但是,社会生活和主体行为中大量的现象和行为是处于法律制度和行政命令的死角或边界地带,就必须要靠人的自觉性和道德自律来实行,例如在尊重人民、服务人民的实践中阳奉阴违的行为和言不由衷、表里不一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对于这些人的治理和整治就要德法兼治、道律兼施,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审判、道德惩戒的有机结合上,来提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以人民幸福为追求目标”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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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03

[2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7-04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23] 转引自: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资助项目本文是罗建文教授主持的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生幸福的价值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研究》(项目编号:14AKS017)和2016年湖南省党建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维与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DJYJZ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罗建文(1963-),男,湖南省湘乡市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社会发展哲学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1项,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0多项,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道德与文明》《中国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伦理学》、《哲学原理》等刊物全文转载的有2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2部,高校教材1部。

联系方式:电话:073158290432H),58290467(〇),013786240896;邮政编号:4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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