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对国外“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历史解答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7-06-27        来源: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在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本文认为,“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运行规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经历了从最初设计探索,到后来的重新规划、框架定型,再到巩固发展、问题治理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任何怀疑和否定“中国模式”的论调都是没有道理的。

  关 键 词:中国模式;探索试验;概括定型;阔步发展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项工程2016年度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2015年度项目“国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研究评析”,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2016年度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精神实质研究”。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这是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充分肯定“中国模式”,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但也有少数学者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和否定。例如,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论及“中国模式”时,认为“现在谈这个(‘北京共识’)没有太大意义,这还是个过程,还处在寻找、探索的过程中”[1]44。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所长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11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2]自序。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台湾出版了一本题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China Model Never Exists)的书,明确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笔者认为,“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运行规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和把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无不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今天,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揭示“中国模式”从最初设计探索,到后来的重新规划、框架定型,再到巩固发展、问题治理的过程,说明“中国模式”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既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

  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式国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毛泽东就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他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即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3]675。原因是无论“欧美式的”,还是“苏联式的”,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极不发达。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化工业仅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种国情决定国家必须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的首要目标。在经济结构上,要允许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彼此互补、共同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要实行“适度”发展和“节制资本”的双重统一政策。对农民,要实行“保护个体经济”和“引导合作经济”相结合的政策。在政治上,要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主要的政治纲领。在国内,要“唤起民众”,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人民。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要防止居功自傲、糖衣炮弹、官僚腐败、蜕化变质。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模式”的最早雏形。

  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却放弃了最初的设计,照搬了苏联模式。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坦率承认。美国历史学家迈斯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照搬苏联模式,原因在于“他们当时还对苏联的历史经验持信任态度,认为这种经验提供了一种可供仿效和采纳的模式。这种模式表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支持下实现工业化,并且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4]173。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并在50年代中期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重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早在1956年3月17日,在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5]6。在4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更具体地发挥了上述基本思想: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10。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思想主旨是“以苏为鉴,引以为戒”。在论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处都要学,但要能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决不能盲目照抄、机械照搬,简单移植,对于不足之处则要扬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6]42 1956年12月5日、6日、7日三天晚上,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薄一波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毛主席的三次谈话,我觉得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7]433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6]228-2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提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民主的设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显然,这些论述,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纲,是克服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发展模式的结果。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曾经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据汤森和沃马克所著《中国政治》一书,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曾展开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这一论题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统治了中国政治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辩论中所引证的,‘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8]23-24 1977年,施拉姆著文指出:“‘照搬苏联’的政策(正如毛在1962年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就被部分地抛弃了。”“甚至在1955年底,当毛刚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时,他就首先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9]11 1980年3月,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一文,把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基干”称为“毛泽东战略”或“中国模式”[10]。1981年,施拉姆再次指出:毛泽东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探索是相对于“苏联模式”的,“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社会主义模式”[9]220。施拉姆进而认为,“作为特点,人们经常引用以下两点:(1)群众为了自己的事业应该动员起来;(2)在经济发展中,比起技术因素来,应该更强调人的因素。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两点在10年前显示了‘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9]260。

  然而,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晚年毛泽东不但没有能够克服苏联模式的错误,而且在“反修防修”的口号声中进一步强化了苏联模式,错误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模糊了。

  二、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乱局,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走向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还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中担当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新规划中国发展模式的重任。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要点“包括扩大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门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11]246-247,并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11]250-251。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头,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2]1261980年5月31日,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时,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混淆视听,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1]318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及“中国模式”与世界各国模式的关系。

  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更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上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2-3。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注意发挥多种经济形式的作用;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14]27 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再次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29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3]261。在这里,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同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再次强调指出:“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12]415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3]292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再强调,“模式”因各国的国情而有所不同,凝固不变的模式是没有的。

  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邓小平回顾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和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全面论述。他一方面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也就是“中国模式”具有“确定性”和“动摇不得”的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13]371这也就是“中国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和“该完善、该修补”的方面。

  然而,到邓小平退休之时,由他所开创的“中国模式”的一些关键性设想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大会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14]226-227。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5]56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人曾向江泽民提出,你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江泽民回答:“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16]203。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肯定: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就实现了解放思想的新的历史跨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论述,把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中国模式”的框架至此基本定型。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不胫而走,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一再强调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努力捍卫中国模式。1991年10月29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人民的选择。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但我们也反对别人将其模式强加给我们”[17]69-70。1999年10月2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国既不能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能硬搬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18]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指出:“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17]484-485。

  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先后于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走向衰落、国际社会普遍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背景下,“中国模式”更一枝独秀,显示出无比的魅力。然而,受经济起点低、底子薄等客观因素和一些官员片面政绩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发展的观念和方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尤其突出。中国模式进入战略调整和问题治理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同时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报告。在强调科学发展的同时,胡锦涛强调尊重不同发展模式和推动发展模式的多样化。2004年6月14日,他在罗马尼亚议会演讲中说:“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9]。在这里,“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相提并论,体现了二者概念指称的一致性。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指出:“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850-851这是十六大以后中央面对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首次正式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而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则成为这一理念最基本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21]23这就表明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模式”的坚强决心。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在接受众多媒体的联合采访时指出:“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22]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榜样。甚至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3]111。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道路”。2014年4月2日,在欧洲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不可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4]在这里,讲别国的发展模式是以自己的发展模式为前提的。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5]在这里,“中国方案”的意涵所指与“中国模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邓小平打造了中国模式1.0版,习近平则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2.0版。2.0版的中国模式有七大特点: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文化的中国化,治理的法治化,社会的自治化,环境的生态化,政党的廉洁化[26]。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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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4]习近平欧洲学院演讲: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模式[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402/070518687795.shtml.

  [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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