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共党史及重要人物 > 学习研究动态
 

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杨新

点击
朗读文章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7-01-10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194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同志加强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使全党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及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3月走向缓和。

  外部压力变小之际,正是总结皖南事变教训之时。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深入剖析、总结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所犯的错误。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入党,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硬是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剿”,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写下了苦心孤诣、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抗战爆发后,他与叶挺、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项英功勋卓著,中共中央高度认可。但抗战之后,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中的种种问题,也实在令中央头痛。

  这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四件事。一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1939年2月,中央委托周恩来给项英做工作,商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项英虽然作了安排,但力度不足,甚至有所动摇,1940年4月14日他还以顾祝同电令为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新四军已赴江北的部队全部南调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都否定了这一意见。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对东南局的指示,明确要求东南局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批评之意,萦绕于字里行间。

  二是没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国民党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极为不满,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以通牒形式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中央反复思考,决心“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并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此后,中央多次致电项英,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项英仍然犹豫。中央在12月26日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项英才彻底断绝了犹豫,启动北移,而此时,国民党已然集结完毕,张网以待。

  三是没有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特别是中央发出1940年5月4日指示后,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要求中央“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项英如此反应颇有几分不能接受批评、不能忍受委屈之意。中央虽然在23日致电总体上认可项英工作成绩,肯定“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同时仍指出东南局“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

  四是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为此不得不亲自出面协调。

  以上种种,再加上项英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围攻之中居然一度离队,实在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皖南失败,项英有责。正是基于这个结论,中共中央在1941年1月以文件形式严肃指出了项英的错误。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体现为:“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项英、袁国平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完全自成风气;在此次皖南部队北移中,本可避免损失,但项英、袁国平首先犹豫动摇,其次自寻绝路,投入包围,最终失败是项英、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这一决定固然对项英、袁国平批评得极其严厉,甚至过于苛责,不过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要求,“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意图很明确,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党性是关键。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郑重提出,要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云等15人参加。

  王稼祥作党性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深刻指出了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具体表现是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军事上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组织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以自己口味作为判断干部好坏的标准;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在纪律问题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在干部问题上,以自己为中心,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王稼祥在分析导致党内独立主义的主客观根源后,最后提出了六条措施,分别是加强教育、及时纠正、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正确地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以及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极其深刻。他没有讳言中央应对项英、袁国平的错误负责,但他强调党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中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检查党性,干部的党性巩固了党便巩固了。他指出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反思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当然,他知道干部有可能因批评而受委屈,但要求“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

  张闻天发言指出,中央提出党性问题是“自项英事件起”,党性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特别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他抨击了英雄主义的错误,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强调,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曾受到打击,仍能坚决服从,是服从组织的最好模范。

  陈云发言指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分党性与非党性的关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这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所在。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出现军阀主义思想,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长期斗争。他同样强调批评的重要性,干部有了错误,必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无原则地团结,既不打击也不放纵。

  在其他同志发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由王稼祥起草一个决议。王稼祥根据政治局意见,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区、各部队的报告、文电,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同王若飞合作起草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阅改后定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三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决定》提出了六条办法: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

  为了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就党性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都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党性问题。

  事实证明,坚强的党性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得来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引起全党对党性问题的广泛思考和深入实践。广大党员干部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纠正自身或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种非党性的倾向。正是由《决定》开始,党性的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报告时高度评价这个文件,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重视从未削弱。越是面对漫长艰难的征途,越要回顾初心,锤炼党性。1979年7月,邓小平强调选干部的两条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只要每个党组织和党员把党的理想信念融入血脉,凝为人生追求,中国共产党必将不负使命,率领人民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

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人民出版社主办 Copyright 2009-2010 by www.ccpph.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协作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