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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温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体现

李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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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7-03-20        来源: 人民网-人民论坛

  【摘要】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关头,党组织都帮助党员通过理论学习解疑释惑,进而激发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使党员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够冲锋陷阵,充当时代先锋,从而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注意关心党员在政治上的成长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基于党员队伍激增与现实斗争的需要,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宣传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对于党内的鼓动也要特别注意。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提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每一个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较早的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注意关心党员在政治上成长的突出表现。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于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来被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政治关怀,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作为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开展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政治工作,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毛泽东1937年10月25日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当然,那时党组织关心党员的机制并未形成,仍然存在对党员关心不够的现象,特别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一些曾经犯了“左”、右倾错误的干部不注意关心党员在政治上的成长。例如陈独秀面对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批评时,竟粗暴地当面将意见书撕毁;瞿秋白作为临时中央的书记,曾经错误地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和湘东赣西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给予政治纪律处分。李立三与王明更是变本加厉,对党内同志实行“一言堂”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述错误做法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正是在同“左”、右倾错误做法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中,党组织关心党员的机制逐渐形成。

  三湾整编进行思想整顿,坚定党员和官兵的革命信心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面对起义党组织严重不纯、思想混乱、政治工作薄弱以及军阀作风等现象,在三湾进行了整编。三湾整编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一方面讲明发动起义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大会演讲、小会座谈和个别谈心,坚定党员和官兵的革命信心。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组织整顿就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整编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革命斗志。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管中央军事的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发来了“9月来信”,提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方法。根据中央“9月来信”精神,红四军于1929年12月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大会决议案》,其中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等错误思想。决议强调要教育党员懂得组织的重要性,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增强党的观念。决议还对如何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过程中,毛泽东还结合在艰苦环境下干部党员与战士中产生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写下了著名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信不是武断地批评,而是用诗一样的语言鼓舞战士们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红军长征途中,面对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中共中央教育党员和指战员必须具备高昂的革命斗志、英勇的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1935年5月2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为了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必须用随时随地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去影响群众。《训令》还对党员提出了三项要求:“对党员深入进行形势任务和前途教育”;“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各支部要把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发挥其模范作用作为主要任务”。正是由于党组织特别在政治上关心党员,同时强调发扬红军的阶级友爱精神,中国红军不仅谱写了党员争先恐后抢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的壮烈篇章,而且书写了全军上下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不朽诗篇。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提倡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增强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自觉性

  抗战时期,毛泽东率先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号召共产党员冲向抗日最前线。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提倡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增强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自觉性。

  1937年9月,毛泽东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提出: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1939年和1944年,为了纪念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共产党员张思德,毛泽东作了《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篇著名演讲。在《纪念白求恩》的演讲中,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精神,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毛泽东提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著作中,着重强调了共产党人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他们对于自己阶级中的兄弟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演讲中,对党员提出了六项要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的模范;学习。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的上述论述成了当时革命队伍团结友爱、奋发向上、战胜敌人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党组织关心党员的机制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党组织对党员的关爱进一步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执政者,1950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整党,其中用1年时间进行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教育。1953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会议接受了刘少奇关于党员标准的建议,形成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提出要使所有的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是这些标准让绝大多数党员不仅过了土改关,并且带头进行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际,中共八大适时召开,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加强对新党员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教育。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每一个共产党员默默无闻的奉献连接在一起的。当然,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长期关心党员的一个结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与国内社会矛盾丛生,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先后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论断。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和爱护基层干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这一建议就使党组织对党员的关爱升华到一个新的层面。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教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处级以上干部党员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基础上,又将“关键少数”拓展到全体党员,在全党开展“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做合格党员”,即“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对党员在政治上的关心与爱护,使得全体党员能够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够冲锋在前,从而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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