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是从报刊活动开始他的建党活动的。他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编辑和宣传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力行者与新闻思想的奠基者。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成为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革命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启迪人民群众，声援学生爱国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动工农运动，将《新青年》从一份倾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刊物，他本人也从一位不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
陈独秀通过总结其创办《新青年》的丰富实践及其理论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启了发展道路。
一、陈独秀创办及改组《新青年》的实践过程
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到1920年9月将《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早期的新闻实践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改造青年思想，进行思想启蒙（1915年9月—1916年9月）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对这本刊物寄予厚望，提出办刊宗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个方面改造青年思想的内容。这个阶段，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他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热情歌颂西方资产阶级自由、独立、平等的人权思想，号召青年养成“独立自主之人格”，勿成为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纲常之附属品；鼓励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指出过往政治斗争皆为“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
在第二卷第一号上，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应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呼唤青年之精神界进行“除旧布新之大革命”。除了亲自撰文号召青年奋起，自求解放，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还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他连续刊登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等文章，拓展了青年的眼界，进行了思想启蒙。
（二）转向批孔斗争，提倡白话文革命（1916年10月—1917年8月）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打响了批孔斗争的第一枪。自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和《复辟与尊孔》等文章，对孔教和儒家思想进行有力批判，对康有为等尊孔逆流言论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孔教问题乃中国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而“伦理问题不解决，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因此解决国体宪法问题之前，必须要解决孔教这一中国根本的伦理问题。同时他指出，孔教的根本教义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的三纲学说，而三纲学说是“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与西方独立平等的人权思想背道而驰，欲要建立新国家，必须要打破旧思想和旧伦理。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大学。在北大，陈独秀吸纳了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伊默、刘半农等人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支持力量。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5号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掀起了文学革命的序幕，陈独秀在同一号刊文盛赞胡文，认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接着又在第二卷6号发表了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与胡适的文章唱和相应，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号召建立起“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运动，与封建的旧文学宣战并彻底决裂。
（三）定位“同人刊物”，推动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1919年11月）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开始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多人共同编辑的“同人办刊”模式。刊物成立了编辑部，编辑们共同研究，轮流担任主编，并且规定“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编辑部的宗旨是“不谈政治”，主张从教育、思想和文化方面破旧立新，建设资产阶级政治的基础。
“同人办刊”前期，《新青年》刊登了大量翻译小说、剧本、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章，重在传播新知识和新文化。但其时国内各派军阀大量借举外债，推行“武力政治”，致使国土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更是通过各种手段钳制舆论，陈独秀率先冲破“不谈政治”的刊物宗旨，在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提出对那些“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不能“装聋作哑”。
与此同时，《新青年》编辑部成员还与《灵学丛志》《东方杂志》等宣扬“鬼神灵学”和“东方文化”的陈腐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独秀连续发表《有鬼论质疑》《再质有鬼论》《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文章，有力地驳斥了“鬼神论”和“国粹论”，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新青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李大钊积极在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由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政论文章。陈独秀虽在此时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和李大钊随后创办《每周评论》，成为声援五四运动的进步舆论阵地。后来，随着《新青年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且因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当局逮捕，《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也逐渐走向了分化直至断裂。
（四）宣传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刊物（1919年12月—1920年9月）
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释放后，《新青年》从第7卷第1号始改为陈独秀一人编辑，他在该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提出刊物的主张：“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并声明“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1920年2月，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往上海。
这时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了上海，陈独秀开始接触实际的工人运动，研究劳工问题，他的思想转向也鲜明地促使了《新青年》编辑理念的转变。他在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刊登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面向工人群众的文章，并集中编发“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有关这一问题的13篇文章”，还发表了“关于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北京、上海、天津、鄂豫皖等地工人运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和资料”，这标志着《新青年》办刊宗旨由“阐明学理”真正转向“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为《新青年》后来的改组做好了铺垫。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决定《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以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紧握着的手的新的封面出现，并从第1号起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并连续翻译介绍有关苏俄革命的文章，已“明显地向无产阶级刊物转变”。
陈独秀在改组后的《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主张抛弃他先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理念，转向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政论中明确断言“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这标志着陈独秀的思想已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彻底转变。
二、陈独秀在创办及改组《新青年》实践中形成的新闻观
陈独秀在创办及改组《新青年》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起办刊经验，并作理论思考与总结，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观。
（一）报刊要成为传播知识和启蒙思想的重要阵地
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时，就提到了报刊有传播知识的重要功能：“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把它作为批判中国封建旧文化和旧思想，宣传西方独立自由平等思想的重要阵地。从陈独秀一人主编到李大钊、胡适等多人轮流主编，《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始终站在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前沿，为国内青年源源不断地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号召青年追求思想解放，摆脱旧思想旧道德的禁锢，追求科学和民主，正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言：“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二）报刊要肩负同错误思想和舆论作斗争的战斗使命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始终坚决地同错误思想和舆论作斗争，表现出大无畏、不调和的战斗精神。陈独秀认为，舆论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这种盲目和错误的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似是而非的看法和意见，如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了一般民众认为爱国主义是“为国捐躯”的误解，澄清了爱国主义是包括“勤、俭、廉、洁、诚、信”六个方面的“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二是于国家和民众有害的舆论，如对尊孔复辟论、鬼神论和国粹论等违背时代潮流的言论和思潮。于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们团结一致，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和反击，自觉地肩负起同错误思想和舆论作斗争的战斗使命，为后来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
（三）报刊宣传要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问题紧密结合
1917年初，落户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曾一度以“不谈政治”为刊物宗旨，脱离了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问题，单纯地进行资产阶级思想、道德和文化的传播。事实证明，这种宣传方式是行不通的。陈独秀率先打破“不谈政治”的规定，增加《随感录》专栏，撰写针砭时弊的短文，推动了青年对当下政治的认识。他和李大钊随后创办《每周评论》，更加注意将思想文化斗争和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透过对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评论来指导社会、指导青年。
五四运动后回到上海的陈独秀，紧密联系劳工问题和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在《新青年》上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还创办了《劳动界》《伙友》等一批工人报刊来阐述劳工问题，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报刊宣传实践鲜明地体现了“政治家办报”意识，直面社会现实，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对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阐释，以指导社会、推动社会发展。
（四）报刊工作者要具有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战斗风格和高尚品质
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期间，面对封建旧势力和北洋军阀的人身攻击、造谣诬陷，几次被捕入狱，始终无所畏惧，为了实现“救国新民”的理想，他以笔为剑，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宣扬真理、澄清学理、直面事实、展开论战，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写道，为着宣传德、赛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从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都保持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品格，正如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号召青年要敢于“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体现出一位革命报刊工作者光明磊落、忧国忧民，为宣扬真理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战斗风格和高尚品质。
三、陈独秀新闻观的历史影响及价值
陈独秀创办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报刊实践影响深远，意义巨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记，其中最有影响，最具历史价值的包括两个方面：
（一）进行思想启蒙，传播民主和科学，为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发动和舆论宣传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初的目标就是对广大青年进行思想启蒙，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他通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号召青年们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冲破一切封建礼教的罗网，成为具有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国民，这无疑唤醒了中国青年群体的现代意识和主体意识；他和《新青年》编辑部同人高举文学革命旗帜，提倡白话文运动，同一切逆时代潮流的错误言论思想展开论战，为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发动和舆论宣传，从而“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
（二）唤起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展示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重视工人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青年》,以及相继创办的《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劳工问题，探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它们所刊登的关于工人阶级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对劳工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阶级觉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时《新青年》被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党的第一个非正式机关报，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下，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并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历史使命，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成就的一支强大政治力量。而陈独秀的新闻观也为党的新闻事业的百年实践和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南。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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