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力行者与新闻思想的奠基者，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开创者和推动者。正是他与陈独秀借助《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报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迎来了党的诞生。 

　　李大钊1922年2月14日在北京《晨报》发表的《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以下简称《新纪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朴实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阐述了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党的新闻工作引领了方向，为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提出了“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和“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1]等著名论断，受到了当时新闻界的关注，引发了较大的反响。此文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早阐述新闻与新闻工作的理论文章之一，成为我国新闻学术史上的经典文献，成为李大钊新闻观形成的代表性作品。 

　　一、《新纪元》发表的背景 

　　1922年2月12日，旨在“研究学识，促进新闻事业”的“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部分在京新闻工作者出席了成立大会，该校三位著名教授徐宝璜、胡适、李大钊受邀出席并相继发言。三位教授的演讲词均发表在1922年2月14日的北京《晨报》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徐宝璜，他主要讲述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第二个发言的是胡适，他在发言中锋芒毕露，再次谈到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最后发言的是李大钊，他回应了胡适谈到的一些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可以说他的演讲最契合新闻工作实际，也最具针对性和影响力。 

　　二、《新纪元》一文的主要内容 

　　《新纪元》一文阐述了什么是新闻和新闻事业，以及如何做好新闻工作等问题，是李大钊新闻观的集中反映。这篇演讲词所体现出的李大钊的新闻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 

　　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是李大钊在演讲中所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新闻观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他在演讲中一开头就针对胡适提到的要“研究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的说法提出：“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他吁请参会同仁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要特别注意，要把“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并加以“批评或指导”。接着，他又鲜明地提出了“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这一被研究者视为“新闻定义”的著名观点。这些观点成为其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 

　　李大钊之所以特别强调新闻事业的社会属性，一方面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逐步认清了社会现实，他们开始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抛弃对无能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幻想，积极主动地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与此同时，工农大众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迅速觉醒，开始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其革命呼声响彻全国。五四运动所带来的这种变动对当时的新闻界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许多新闻工作者不再闭目塞听，满足于采写轶闻趣事，而是闻风而动，深入群众，走向社会，去为改造社会大造舆论。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我国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短短一年内新出版的报刊就有四五百种之多。这些报刊大都由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和主编，其内容大多聚焦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出路问题。众多新闻工作者肩负起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2]的社会责任，把目光投向社会，映照到全社会的生活中去。在此形势下，新闻界的面目焕然一新。李大钊敏锐地注意到了新闻界这种变化，并从这一转变中看到了新旧新闻事业的区别，看到了革命的新闻事业的生命力和前途，由此得出“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重要论断，并用这一思想引导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的同人运用新闻这个武器去积极反映社会现实，主动为改造社会服务。 

　　（二）新闻记者应利用活的问题输入知识 

　　李大钊在演讲中围绕新闻记者的责任问题同胡适展开了讨论。针对胡适提出的反对用死的东西为报纸“充篇幅”的观点，李大钊巧妙地进行了回击。他指出：“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他进而说：“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接着他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利用活的问题输入知识”，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他说：“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这段讲话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利用活的事实”来输入知识、写作新闻的方法，也是李大钊对报纸具有“向社会灌输知识”这一职能的表述。 

　　“利用活的问题输入知识”，既是李大钊当时对新闻工作者发出的号召，也是他自身报刊实践的生动体现。在他主办的一些报刊上，通过活的事实向社会和民众“输入知识”的例子比比皆是。1922年5月5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举行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并写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的文章，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晨报》副刊《马克思纪念专号》上。同年十一月是俄国十月革命五周年，在李大钊的倡导和推动下，《晨报》副刊出版了《俄国革命纪念专号》。李大钊亲自为这期专号写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著名论文，这些直接向民众“输入知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三）新闻记者应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 

　　李大钊在发言中阐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从事新闻这个社会事业的人应该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他说：“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正因为此，他对北大出身的新闻记者评价很高，并寄予很大希望。他说：“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3]“改造提高新闻界”和“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这是李大钊对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的同学们提出的希望，也是他对广大新闻工作者寄予的厚望。 

　　众所周知，新闻工作者需要一定的知识，因为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而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是在不断发生多方面变化的。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正确地描述和反映它，同时还要加以“批评或指导”，仅有一般的学问和知识，显然是不能胜任的，故而必须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角度来理解“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这一要求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四）新闻要报道新的、活的事实 

　　李大钊强调新闻所“写真”的社会状况应该是“新的、活的”事实信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状况呈现出来的信息都能成为新闻，只有那些刚刚发生，对公众有知悉价值的事实信息才有可能成为新闻。因此，李大钊所说新闻的“新”之含义，一是指内容新，二是指时间新，即内容要新鲜、报道要及时。事件发生和被公开报道之间的时间差越短，事件内容就越新鲜，新闻也就越有价值，越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新闻生命力之所在。 

　　李大钊强调新闻的“新”与“活”，揭示了新闻的本质特征，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认识新闻的基本观点。因为新闻信息源于社会的变动，是变动产生了新闻，变动是新闻之母。李大钊从社会变动的角度阐释了新闻是“新的、活的”这一命题。他说“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社会现象也是“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并指出“社会上之生活现象，尤为变动不居”，这就造成了反映社会现象的新闻是动态的，是发展变化的，即是“活的”。 

　　其次，李大钊认为“事实与事实之间”会有“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这说明他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一些看似是“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的刻板的学说和历史等这些“死的材料”，在新闻报道中“都可以觅得机会”转换为“活的、有趣味的材料”。 

　　（五）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 

　　李大钊在文中还基于“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这一认识，阐释了“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的报纸，其性质亦与史相近。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报章可以说是现在的历史。”[4] 

　　李大钊还认为今日的“史”，不是记述“一家一姓”的“史”，而应该是反映整个人类生活的史，记述普通一般人事象的史。而“报”与“史”性质相同，推而论之，报也应该是记述整个人类生活的报，反映普通民众的事象的报，是“现在的、新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李大钊从阐释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论述了报刊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并在自己的报刊活动中努力践行，发表了许多反映底层百姓疾苦的报道。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及其报刊实践为我们认识革命报刊的人民属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六）新闻要全面反映社会生活 

　　李大钊认为，新闻要全面反映社会生活，为此他批评当时的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李大钊看到了当时新闻报道视野的“偏”和“窄”，“偏”到在呈现事实时，偏重上层社会和人物的活动，对底层社会及民众的生活触及较少；“窄”到只狭隘地注视一地一隅、一家一姓的事情。因此，他提出新闻报道的视阈范围应该“全面”。他指出：“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这表明他希望新闻从业者将目光投射到“全社会的生活”，使公众能通过新闻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全貌。 

　　他在发言中还批评了一些报纸“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而对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的做法，认为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表现”，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 

　　李大钊在演讲中所阐述的新闻观点涉及到了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职责使命，新闻报道的策略方法，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能力，以及新闻与历史和报刊与人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革命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思想修养和理论知识。这些观点构成了李大钊新闻观的基本内容。 

　　三、《新纪元》发表及李大钊新闻观的影响及意义 

　　李大钊的新闻观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新纪元》这篇演讲词为基础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新纪元》是我国新闻思想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它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思想理论。而这一思想理论的形成，其源头就是党成立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报刊活动实践及其理论总结。 

　　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无产阶级报刊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李大钊被认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运用于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的第一人，而《新纪元》一文则是他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尽管这篇演讲词对新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但李大钊在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新闻定义、新闻事业性质功能和使命任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阐释，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李大钊以报刊为抓手，立足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主办、主编和参与编辑了许多革命报刊，这些报刊活动是在爱国图存的历史使命下进行的。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思想和革命理论，并通过进步报刊在国内进行传播，当这种传播活动与他自身的理论探索高度契合时，便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中，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李大钊对报刊和新闻的认识与理解，是建立在其丰富报刊实践和对社会变化敏锐感应及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并且是伴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入不断提高和升华的。正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对报刊的认识，也是基于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而形成的。他认识到当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报刊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启民智的层面上，而应作为斗争工具参与到革命中来，并且要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力量。 

　　然而当时我国报刊的生存受到来自美、日、英等多个国家的钳制和打压，一些国外媒体在中国到处散布各种负面消息，力图控制中国舆论。为了戳穿这些国家的阴谋，李大钊撰文指出：“日、美争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亦是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讯。”[5]他还揭露说，“路透社恃其在华之优越地位，仅发布一消息于中国各地，即可使全国革命分子的人心浮动。而我们看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 

　　正是基于此，李大钊开始自觉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而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从事了大量报刊活动，与此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来探索我国新闻事业的特点及规律，并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作了许多阐释和论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观，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6]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文中引文大都是来自《新纪元》一文，故以下凡引自该文的内容不再单独作注。 

　　[2]《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3]《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4]《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5]《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6]郑保卫：《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