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案例选登
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实践与其早期办报观念的形成及意义
丁骋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在其长达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报刊作为传播真理、宣传革命、唤起民众、组织斗争,实现其政治抱负的锐利思想武器和坚强政治阵地。1919年,他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是他一生报刊活动的起点。这份由他亲自主编的,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出版的周报,1919年7月14日问世,当年8月中旬即被反动当局查封,前后仅出版了4期和临时增刊第1号,但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成为当时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份革命报刊。
李大钊称赞其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撰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①可以说《湘江评论》在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史,特别是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迹。
毛泽东在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期间,通过撰写发刊宣言,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阐述了自己最初的一些办报主张,形成了他早期的办报观念,这对他后来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实践与其早期办报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一、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时代背景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没来得及庆祝,就传来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消息。同年5月4日,获悉国家外交遭遇失败的北京学生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卖国贼!”“誓死收回青岛”“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北京学生的示威行动迅速传遍全国,上海、天津等地相继成立学生联合会,发起罢课示威行动,工人也陆续加入表示声援北京学生。然而在湖南,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却遭到军阀张敬尧的封锁。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封锁作了详细报道。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北京五四运动学生骨干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商量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把学生组织起来,呼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4月刚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积极响应,迅速行动。5月28日,他与新民学会同仁一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在发展和演进。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正式出版,这标志着一场以救亡图存、启发民智为宗旨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长沙一些高校也出现了一批进步报刊,如《岳麓周刊》《明德周刊》《长郡周刊》《体育周报》《女界钟》等,但其影响都不大。
从毛泽东个人经历看,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推荐他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从而使毛泽东获得了走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难得机会。他在这里拜师求学,接触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些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各种新思潮在此汇集并竞相传播。毛泽东加入了他喜欢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其宗旨为“输灌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由蔡元培亲任会长,徐宝璜任研究会主任,聘《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当时该会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徐宝璜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邵飘萍则主讲新闻采写编评业务。应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训班的学习经历,使其认识到了报纸在现代社会中的宣传和舆论作用,同时也学到了许多新闻业务知识,这对他后来的办报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这些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回到长沙的毛泽东认识到湖南的学生运动要想扩大战果,就需吸引更多人参与,同时要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迫切需要出版一份有高度思想性的刊物。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推举毛泽东担任主编。经过十多天的筹备,1919年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评论》破啼面世。该报一出现便以“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创刊号2000份当天全部售出,第二天又增印2000份仍不够,于是第2期改印5000份。②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撰写了创刊宣言及长短文章二十余篇,热情宣传新思潮,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关注。一时间,《湘江评论》在湖南炙手可热,并很快传到了外地,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还被上海、北京、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使得该报成为当时一份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民主刊物,而他本人也因此受到社会和舆论的关注。
二、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期间形成的办报观念
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期间通过发表《创刊宣言》和撰写《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阐述了一系列办报主张,形成了他早期的办报观念,其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办报须秉持批判与斗争精神
青年毛泽东意气风发,志向远大,充满革命激情和斗争精神,他写的《创刊宣言》就充分显示出无所畏惧的批判与斗争精神。文章一开始,他便提出当下“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何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紧接着,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③这几句话笔锋犀利,振聋发聩,成为警醒民众的战斗檄文,也成为毛泽东的“惊世之问”,其中所表现出的批判与斗争精神,成了毛泽东的鲜明办报风格和重要办报观念。
《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弊端、落后思想、平庸教育等各种社会时弊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尖锐批评,笔锋所到之处,戳痛了旧制度的黑暗,鞭劈了旧社会的痼疾,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湘江评论》呼吁北洋军阀释放因批判时局被捕的陈独秀、宣传鼓动妇女投入解放运动、揭露湖南督军张敬尧专制行为,以及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一系列行动,充分显示出其鲜明的批判与斗争精神。
据统计,《湘江评论》的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6个专栏所刊发的文章大都属于揭露时弊和批判当局的文章,在全部83篇文章中,此类文章有55篇,占了66.2%,而其中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就有36篇,占到65.4%④,可以说毛泽东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战斗风格,在他主编《湘江评论》期间得以充分体现。
(二)办报须发挥传播新思潮和宣传鼓动群众的作用
传播新思潮,宣传鼓动群众投身反抗强权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是毛泽东办报的初衷,也是其根本目的。他在《发刊宣言》中慷慨陈词,明确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毛泽东把“传播”“研究”和“实施”新思潮作为《湘江评论》的使命任务,为该报积极发挥对广大群众的宣传鼓动作用确定了正确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毛泽东在该报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深刻分析和阐释,他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人民是改造社会的关键,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人身上,而是要发动农民、工人、学生、教师等各个群体的力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他还特别关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强调报刊要鼓励妇女勇敢地站起来,去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毛泽东十分注意把宣传鼓动群众与动员组织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把各方面群众都聚合到一起,共同反抗强权和反对旧制度。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如实反映在旧制度强权统治下劳动人民遭受的艰难困苦,明确指出他们获得解放的正确出路是求得思想、政治、经济、男女和教育的解放,进而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以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改革”,从而使《湘江评论》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三)办报须基于事实描述体现思想性
《湘江评论》明确以传播新思潮、宣传和启迪民众思想为主旨,因此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实描述来达到宣传思想的目的。从主编第一期起,他就坚持报刊不仅要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而且要报告新近事物变动的趋势和走向,以启发和引导读者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湘江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大都紧扣人们思想上关注的重大问题,或对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谬论,并且都是通过对事实的描述引发出所要阐述的思想观点,做到把道理寓于被叙述的事实之中,既揭示事物的性质,又指明其意义和必然性。
例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针对当时反动当局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主义”,把共产党称作“过激党”的种种诬蔑宣传,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们所称之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并引导人们要多研究“过激党”,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而不加分析地进行“抵制”“拒绝”等等⑤。《湘江评论》用大量事实对反动政府的荒谬言论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并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取舍和分析来体现其思想性。
三、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实践及其办报观念形成的意义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了一个多月时间,但却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影响很大,意义深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积累了创办革命报刊的最初经验,并初步形成了他早期的办报观念。
(一)积累了最初办报经验
毛泽东在创办《湘江评论》时期所积累的办报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报刊要善于启迪群众。《湘江评论》通过一系列时事报道和政论宣传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迪作用,引导了一大批青年人投身救国革命事业。许多年轻人正是通过阅读《湘江评论》走上革命道路的。萧劲光曾谈到:“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⑥
二是报刊要宣传民主科学理念。新文化运动竖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毛泽东作为湖南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借助办报将民主与科学理念付诸于报刊宣传实践。他在发刊宣言中指出,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他提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即民主)”。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后民众的民主觉悟提高了,“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那些被封建皇权视为“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⑦,这些科学理念的宣传,对当时人们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三是报刊要彰显平等自由意识。毛泽东自少年时代便崇尚自由平等,敢于挑战封建权威。他通过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提倡各民族、各色人等之间要实现平等,要提倡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尤其要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享有平等权。他还通过刊发各国罢工争取民权的报道,号召实行民族自决,以此来提升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意识。
(二)形成了早期办报观念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创办和主编的第一份正式刊物,其实践过程充分体现出青年毛泽东对报刊工作的最初认识与思考。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新闻实践,包括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潮、号召民众大联合、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军阀势力、倡导民主科学理念,以及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等,形成了一系列办报主张。同时,他借助撰写发刊宣言,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阐述了关于报刊性质功能、使命任务、报道策略及方法等一系列观点,初步形成了他最初的办报观念,并展现出他尖锐泼辣、敢于斗争、文笔犀利、善于政论的办报风格。
毛泽东的这些办报实践、办报观念及其所展现的办报风格,对其后来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党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毛泽东通过大革命时期创办并主编《政治周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倡办《时事简报》,抗日战争时期指导《解放日报》改版,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撰写时事评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党和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一系列新闻实践,不断丰富自己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刘骄:《一脉相承: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时代邮刊》2019年第15期,第24—25页。
②马乔:《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 纪念<湘江评论>创刊100周年》,《新湘评论》2019年第13期,第53—55页。
③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
④段勃:《从<湘江评论>看毛泽东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萌芽》,《传媒观察》2020年第12期,第84页。
⑤吴平、李文邦:《青年毛泽东与<湘江评论>》,《出版科学》2014年第22期,第101—104页。
⑥萧劲光:《悼任弼时》,《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1日。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况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