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案例选登

1923年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发表及其新闻观的内涵与意义

谢建东 尹延永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是从从事新闻工作开始的，五四运动时期，他先后参与编辑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等激进刊物，为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鼓与呼；1920年10月，他作为《晨报》和《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苏俄采访，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报道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1923年回国后，他先后主编《新青年》《前锋》《向导》《热血日报》等党的主要机关刊物，为党的早期报刊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青年》杂志早期由陈独秀主编，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1920年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至1924年12月出四期后休刊，1925年4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至次年7月停刊。[2]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后，瞿秋白担任主编，并为该刊创刊号写了发刊词《<新青年>之新宣言》（以下简称《新宣言》）。在《新宣言》中，瞿秋白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办报主张，形成了他的新闻观。

　　一、《新宣言》发表的背景

　　《新宣言》发表，有其特殊的背景：

　　一是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一批党领导的报刊相继出版发行，对一些已有的报刊进行改版，重新确立其功能定位，其中就包括《新青年》季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特别重视对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宣传。1921年7月，党的一大决议将党的宣传单列一个部分，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1年11月，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3]此后的1922到1923年间，相继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等创刊。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直隶于中共中央，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四部一馆”，并明确了各自的具体职责。其中，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刊、《党报》和面向工农的通俗刊物等8种出版品。《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周刊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机关，《党报》是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的议决案报告等的机关。[4]

　　二是党的办报办刊实践受当时的革命形势影响，《新宣言》作为《新青年》季刊的发刊词，需要对时势做出回应，明晰刊物的使命任务等。

　　1922年11月，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他决定回国进行国内革命和社会哲学研究。12月21日，瞿秋白踏上回国返乡行程，结束了他的苏俄之旅。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受到打击而转入低潮。此时，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于是，瞿秋白也跟随中央机关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瞿秋白的主要工作是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15日，《新青年》季刊在瞿秋白精心设计和编排后正式出版，编辑部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因为《新青年》季刊是党的半公开理论刊物，需要保证编辑部和编辑人员的安全问题，刊物注明的地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8号”。

　　瞿秋白对《新青年》季刊的出版花费了很多的心力，封面和刊名都是瞿秋白亲自设计和题写的。创刊号为“共产国际号”，瞿秋白为此写了《新宣言》的发刊词。这一期共刊登了14篇文章，其中瞿秋白的就有6篇，加上瞿秋白作的《国际歌》和《赤潮曲》两篇歌词，总共16篇。

　　二、《新宣言》的主要内容

　　《新宣言》回顾了《新青年》诞生的背景、过去的办刊经验和成绩，分析改为季刊出版后面临的形势、努力的方向、工作重点等，对《新青年》季刊的性质、地位和职能作了阐述。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5]：

　　（一）回顾《新青年》办刊历程，肯定其作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的功绩

　　《新宣言》指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诞生于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新青年》不得不成为革命新思想的代表，对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华民国在当时虽然成立了，但封建礼教、纲常伦理、宗法社会的思想等旧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在此种情况下，《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提倡科学民主反对愚昧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显示出极强的革命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新青年》的精神波及于全中国、弥漫于全社会，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二）明确提出《新青年》季刊作为党的机关刊物，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宣言》指出，《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显示出极强的革命性，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对于“革命”的观念有了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在进行斗争的过程却时时力谋妥协，中国的真革命、真正的解放中国，必须依靠劳动阶级。《新青年》在事实上早已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虽然《新青年》在军阀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受到打压和摧残，但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却对它表示无限同情、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

　　（三）明确提出《新青年》要成为“社会科学的杂志”，研究现实问题、表现社会思潮、兴起革命情绪

　　《新宣言》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指导。《新青年》应当竭全力以研究社会科学，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研究社会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科学要确定社会意识，振奋社会情感，帮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开展实际运动。在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给出明晰的方向，对当时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情感。

　　（四）提出《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

　　《新宣言》指出，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近代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的历史，跨入国际舞台，必须要有开阔的世界观。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以便有所借鉴。

　　（五）提出《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新宣言》指出，《新青年》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对社会的观察比较上是最客观的，但《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新青年》需要与各方面进行辩论，其目的，一是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二是通过真诚的讨论得出更正确的结论，好让人们能够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

　　（六）提出《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要更加关注于同世界革命运动的联系，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力于革命

　　《新宣言》对《新青年》改为季刊后第一期为什么叫“共产国际号”进行了解释，并强调《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力于革命。在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共产国际号”为其第一期。[6]

　　三、《新宣言》与瞿秋白新闻观的影响及意义

　　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郑重宣告：《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的目标是，“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尽管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很弱小，而且只能把最小限度的力量用到《新青年》上来，但改版后的《新青年》季刊，一定会继续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对一切旧思想进行彻底的坚决斗争。[7]

　　显然，《新宣言》不仅是对《新青年》季刊的宣言，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瞿秋白将《新青年》季刊放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脉络中，来阐明其办刊的宗旨，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思想革命”事业、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对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达成，具有高度重要性。这篇发刊词是集中反映瞿秋白新闻观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除了前述新闻实践活动外，瞿秋白在领导五卅运动期间，创办并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张政治日报《热血日报》及国民通讯社。1927年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并任主编。退出中央局之后，他还主编了《红色中华》报，在上海参加指导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同鲁迅一道积极参加和组织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为《红旗日报》《斗争》《实话》等党报党刊撰稿。在这些新闻实践中，瞿秋白形成了许多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科学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的新闻观，这些思想观点对当时和后来党报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一）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有效指导革命斗争

　　瞿秋白认识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解决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的论断。作为党报党刊负责人，他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分析革命的现状与走势，对当时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瞿秋白主张“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的开拓者”。[8]他很早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全面分析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对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他积极宣传统一战线思想，倡导“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9]为推动国民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有效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升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员不多，亟需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作为党的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努力开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比如，《新青年》季刊（后为不定期期刊）从1923年创刊到1926年终刊，一共出版了9期，瞿秋白专门开设了“共产国际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集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译文40篇，占总篇幅的34%。[10]此外，瞿秋白参与领导的《新青年》《前锋》《向导》等报刊相互配合，共同筑起了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有效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三）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

　　瞿秋白认为，《新青年》季刊作为党的机关报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先驱，要给“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为“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

　　《新青年》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是瞿秋白“首次对党的报刊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也是“党对报刊作用的最早表述”。[11]瞿秋白在编辑《热血日报》时，为了让工人能够读懂和接受报纸，格外关注工人对文章的接受度和认同感，他要求编辑文字须力求通俗易懂，篇幅短小精悍，立场鲜明具有鼓动性。他提出，党的报刊要讲求策略性和斗争性，“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12]

　　总之，瞿秋白的一生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在对党的新闻事业思考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新闻观点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芒。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曾说过的：“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革命精神和“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3]

　　（作者谢建东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尹延永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蓝鸿文、许焕隆：《瞿秋白》，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蓝鸿文、许焕隆：《瞿秋白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17、21页。

　　[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5]该部分除特别标注，均引自瞿秋白：《瞿秋白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内文中多次引用的不再重复注释。

　　[6]蓝鸿文、许焕隆：《瞿秋白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5页。

　　[7]《瞿秋白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8]陈铁健：《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6页。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10]葛开勇：《1923—1926年<新青年>与苏联文献翻译》，《红广角》，2018年第6期。

　　[11]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2]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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