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案例选登
1922年蔡和森主编《向导》周刊的实践与其新闻观的形成及影响
汪苑菁
蔡和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他的报刊活动最早是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机关刊物《先驱》开始的,而其报刊活动的高潮是1922年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蔡和森作为主编对《向导》的编辑出版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在担任主编的近三年时间里,总共出版报纸115期,撰写时评政论171篇,报纸发行量超过10万份,影响力不断扩大。
中共二大后创刊的《向导》周刊,在指导国民革命,巩固国共合作和统一党内思想认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立三曾评价说:“《向导》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从数千份扩展到十万余份,在大革命准备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中是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1]
回顾蔡和森主编《向导》的丰富实践及其理论思考,可以发现他此时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观,而他的新闻观的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开启了发展道路。
一、蔡和森主编《向导》周刊的时代背景
1921年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而正确分析我国政治形势,揭示我国社会性质,提出党的奋斗纲领,进而宣传组织人民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紧迫任务。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蔡和森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其中,中共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并提出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设想。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以下简称“西湖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相关事宜,并落实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西湖会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远东日报》,后在马林的建议下改为周报。[2]为落实西湖会议创办党的机关报的决定,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主管党的宣传工作的蔡和森担任第一任主编。
二、蔡和森在主编《向导》周刊期间形成的新闻观
蔡和森成为《向导》周报主编后,不顾患有哮喘旧疾,坚持忘我工作,亲自撰写时政评论和理论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主编工作岗位上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观。
(一)强调创办党的机关报的重要性
《向导》周报创刊之前,蔡和森就对党创办宣传刊物的必要性有了充分认知。1920年9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到建党的组织步骤时,其中一条就是“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3]1921年2月11日,在他给陈独秀的信中谈到:“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4]显然,蔡和森在两封信中所提到的“有力的出版物”“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指的是能够集中地、系统地宣传一党政治主张的政治机关报。面对党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李汉俊、陈望道等“反对有政治机关报”,以及“对政治机关报很漠视”的观点,蔡和森明确指出这种政治观点是错误的,指出其思想根源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5]
(二)提出党的机关报是“统一党的思想工具”
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大量阅读翻译进步报刊杂志,逐渐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建党是首要的,“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6]。但是,他也指出党开始成立时,内部思想趋向并不是一致的,“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7]。同时,他意识到“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8]而要做到宣传革命理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蔡和森认为主要靠党的政治机关报来推动。他于1926年作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强调了政治机关报的作用,指出《向导》创办前,一些工人党员还没有“共产党的政治观念”,《向导》的创办,才把他们“地方观点打破,非党观念改变过来”,因此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9]
(三)坚持党的机关报是宣传党的政治纲领的喉舌
虽然蔡和森没有明确提出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但自他担任《向导》主编时起,近三年的报刊实践充分践行了党报是党的“喉舌”的办报理念。《向导》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的奋斗目标。蔡和森认为《向导》的创办,主要为了宣传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九二二年九月我党机关报为《向导》,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10]
从1922年9月13日《向导》第1期出版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主编的《向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在近三年时间对军阀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其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如《孙传芳之残暴及其末路》《国人应当共弃的陈炯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用大量篇幅揭露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局、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罪恶行径,如《请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在北京巩固他们雇用的外交系政府》《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这些政论文章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四)强调党的机关报要反映群众舆论,且在舆论中发挥指导作用
蔡和森非常重视发动民众的力量,他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走入工人阶级群众中去,团结社会各个阶级的民众力量,“不仅领导工人阶级,还应领导各阶级的民众”[11]。这种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政党观,让他在主编《向导》期间,非常重视利用报刊积极反映群众的舆论。《向导》发刊词强调报纸的出版是代表了“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12],从《向导》第7期开始,他在报纸上开辟《读者之声》专栏,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还经常亲自回复读者来信。
1926年底,他在中共旅俄支部会上所作报告中,在总结党目前的任务时,提到对宣传工作的要求是“完全站在革命的观点上作公开的宣传,要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引导群众到党中来”[13]。正是由于他秉持了要从群众观点出发,反映群众的要求与呼声,同时又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高度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的事实出发的理念,使得《向导》能够澄清种种混乱思想,给群众以深刻教育和及时引导。在蔡和森领导下,《向导》创办仅三年时间,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行数量达到十万份,1925年1月,中共四大高度评价了《向导》,认为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向导》“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14]
三、《向导》的创办与蔡和森新闻观的影响及意义
《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它通过刊登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积极指导群众斗争。它是“在黑暗的中国,给人民一个很光亮道路的”明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为群众斗争指明了方向,是大革命时期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之一,“成为当时各种进步报刊的一面光辉旗帜”[15],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政治机关报的主编,为《向导》的出版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主编《向导》周刊的实践及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的独特理念,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一)有力地宣传了党的纲领、路线和主张
中共二大召开后,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蔡和森主编《向导》的近三年时间,亲自撰写了171篇时评政论,包括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侵略活动、国共合作、工农运动、学生运动等国内重大问题的评论,也有很多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评论,无论是对哪一类问题,他都是站在完全革命的立场上坚定地宣传党的二大纲领、路线和主张。如他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中认为,解决现今的政治问题必须是推翻军阀,实行民主革命,即“惟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16]。正是蔡和森本人丝毫不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屈服的战斗品格,造就了《向导》始终矗立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极大地促进了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二)奠定了党报宣传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传统
蔡和森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忘我地投入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探索中,较早地具备了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在他主编《向导》后,他撰写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等政论文章从不就事论事,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相结合,“使理论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17]。
正是这种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品质,让《向导》在大革命时期的众多进步刊物中独树一帜,对时事问题能“作出击中要害的判断,发人深思”[18],从复杂的现象中迅速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可以说,从《向导》开始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宣传特点和优良传统。
(三)形成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凝练和体现的党报特色反映出蔡和森对如何办好党报的深刻思考。他认为机关报应是“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说明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主张是党报的中心工作,应充分发挥党报的喉舌功能;他提出机关报是“统一党的思想的工具”,说明党报应重视理论对实际的指导和与错误思想作斗争,积极发挥党报的指导性、战斗性功能;他强调机关报应紧密地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斗争中发挥指导作用,说明党报要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挥党报的群众性功能。蔡和森对创办党的机关报的思想,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办报理念中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蔡和森的报刊活动生涯虽很短暂,但其办报实践与其形成的独特办报观念,对后来党的新闻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对办好党的政治机关报的思想,在党的新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5][7][8][9][10][11][13]《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5、21、21、33、32、29、64页。
[3][4][6][16]《蔡和森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83、57、113页。
[12]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14]《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15][17][18]《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116、116页。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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