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新闻宣传实践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形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孕育萌发、土地革命时期探索积累、全面抗战时期丰富提升、解放战争时期深化成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结完善五个历史阶段。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为奠定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理论基础,引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道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学习和重温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学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中国特色新闻学、中国式现代化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习近平,2023a),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革命宣传家和新闻理论家。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新闻宣传实践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与历史传统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应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成果。它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体现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使命任务、方针原则、策略方法、作风文风等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思考。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梳理和总结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贡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对于指导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而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进一步丰富创新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做出新贡献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我们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新闻思想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报刊活动实践不断深化发展的产物,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和不完善到逐步成熟和完善,再到最后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从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孕育萌发,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探索积累,再到全面抗战时期的丰富提升,解放战争时期的深化成熟,最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总结完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
(一)孕育萌发期: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1919—1927)
从20世纪初期到大革命失败之前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孕育萌发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与报刊结缘,从作为热心读者,到成为撰稿人,再到接受专业培训,最后到亲自创办和主编报刊等,各种角色不断转换,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实践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据统计,自1919年7月至1926年6月,毛泽东先后从事多项报刊工作,在20余种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一系列报刊活动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孕育萌发奠定了实践基础。同时这一时期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多种办报思想的影响,这些经历为其新闻思想的孕育萌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十四五岁时就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如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报馆的两大天职”和“新闻报道的五个原则”等观点,使毛泽东深受启迪,开始对报刊的性质功能、工作原则等有了初步认识;此外,梁启超“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风格,也为毛泽东所欣赏,甚至一度仿效。此后不久,毛泽东来到长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立报》的热心读者(王习明,2021)。总之,毛泽东不仅热衷于阅读报刊,而且对报刊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2013:490)。通过阅读大量报刊,毛泽东对报刊的舆论功能和社会作用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开始直接投身报刊活动。1917年毛泽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阅报室助理员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出路并且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取了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的课程,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新闻理论和实务方面的专业教育,这对他日后从事报刊活动以及思考新闻理论问题很有帮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开始亲自办报。1919年7月14日,他在长沙创办并主编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在为该报创刊号写的创刊宣言中,他公开宣布“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张宝明,2018:275);此外,他还直接参加了报纸的编辑、排版、校对等工作,并在报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其中《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反映出他利用报刊唤醒民众,实现民众大联合的办报意图。该报被张敬尧查封之后,毛泽东又受邀接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为其明确了四个宗旨,并且强调了“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2013:373)的办报立场。之后,毛泽东受聘长沙《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并对长沙周南女校主办的周刊《女界钟》进行指导,期间为它们写了数十篇文章。针对当时长沙发生的赵五贞因父母逼婚自杀事件,毛泽东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多篇评论,抨击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并提出了“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2013:377)的新闻观点。
后来,毛泽东在赴北京开展“驱张宣传”期间还创办了平民通讯社,为该社撰写了150多篇新闻稿件,并倡议在长沙《大公报》上开展专题讨论。他还为《湖南通俗报》的改版出谋划策,主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编务等。这些活动使他在新闻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对报刊性质与宗旨、报纸文风及新闻报道要求等,开始有了更深的认识。例如,他在指导《湖南通俗报》期间,曾指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确,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周世钊,1980)。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筹办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兼任该刊总编辑(谭一,1999:96-97)。他在为该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理由中明确提出:创办该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该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该报反攻敌人的方法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该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等等。这说明毛泽东此时进一步明确和丰富了自己的办报主张,强调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组织动员、舆论导向和宣传指导作用以及报纸要用事实说话等原则。
(二)探索积累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文化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况,办报条件十分有限(谭一,1999:109)。在如此艰苦环境下,毛泽东立足根据地实际情况和新闻宣传工作现实需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并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以寻找在当时环境下获取外界信息,在根据地创办红色报刊,并通过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的办法和出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新闻思想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没有条件办正规报刊,为打破敌人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毛泽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收集国内外各种报刊,以掌握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发动和指导红军和苏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创办革命报刊,开启了“依靠红军办报”的实践探索。1929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此外,还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列举出其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上存在的缺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22)。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正式中央机关报未创办之前,毛泽东提出在苏区和红军中可以通过创办壁报形式的《时事简报》来开展宣传,这反映出对创办根据地革命报刊的一种新的探索与思考。为此,他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专门起草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6),阐明了《时事简报》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并列出了16条《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原则和方法,也适用于正式出版的报刊,对后来党的办报实践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主要新闻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报纸是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强调报纸在鼓舞发动和教育引导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阐述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强调:“《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6)。
第二,提出由上至下、层级办报的工作办法以及由近及远、以我为主的编排思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举办《时事简报》的方法,一张完整的《时事简报》编辑需要经过“县→区→乡”层级办报的过程,如果是红军办《时事简报》,要按照“军→师→团→连”这样的层级顺序来编辑,完成后再分发给各村群众或基层士兵,整个编辑过程体现出明显的由上至下、层级办报的特征。由此编出来的《时事简报》都以当地消息为主,“登消息的次序”也就变成了“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9)。
第三,强调报纸文风要通俗易懂,善用当地群众语言,文字要简短、精警。考虑到苏区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十分有限,毛泽东强调《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或十分浅白的普通话,让群众能够看得懂,同时要用大张纸和大个字手写,让群众能够看得清,且“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1)等。
第四,要求新闻宣传工作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突出新闻的地方性、时间性和真实性等。毛泽东在论述红军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时就指出“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强调要依据不同地方特色和不同时间节点以及不同宣传对象来制定适宜的宣传和鼓动口号。此外,毛泽东还强调《时事简报》编印要快,宣传文字要精警,宣传内容要与事实相符,严禁扯谎,只登紧要消息等。
第五,突出新闻宣传工作的群众性,强调通过办报来鼓舞、发动、引导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指出,举办《时事简报》的目的是发动群众,强调其内容应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报上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32)等。
第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要开展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时期,毛泽东相继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岗乡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并从调查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调查研究方法,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实质、目的、对象及具体方法和要求等。
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指导下,各级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工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纷纷办起了《时事简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毛泽东还在《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评论和调查研究文章,这些都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丰富提升期: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更加关心和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为党报党刊撰写新闻、政论、发刊词等,对新闻宣传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并亲自领导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报刊、通讯社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共同开展抗日斗争、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团结英勇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报刊的性质功能、使命任务、原则要求等认识也更加全面深刻。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根据不断发展的斗争形势,撰写或发表了《<中国工人>发刊词》《反对党八股》《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等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论述或文章,尤其是直接领导了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使其“由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99)。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新闻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新闻思想。这些新闻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明确党报的使命任务,强调党的报刊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为多家报刊撰写发刊词,明确阐述了党的报刊的使命任务。他指出《中国工人》的任务是:“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47);《解放日报》的使命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55);《新中华报》创刊一周年后的政治方向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50)。
第二,重视典型宣传,收集和利用各种典型人物、事物进行广泛宣传。这一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典型宣传,他曾强调要利用民族革命典型作广泛的宣传鼓动,并指出这些典型包括“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50)。
第三,加强党报文风建设,明确反对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风气。与以往相比,毛泽东这一时期更为强调党报的文风建设,他多次提出报刊要“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83),尤其是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全面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不良文风及其危害,并提出了改进的路径和方法。
第四,增强报刊党性,强调新闻宣传必须服从于党的政策和绝对领导。在领导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针对该报党性不强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其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强调报刊的宣传必须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各级党委应加强对报刊的领导,务使报刊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96-97)。
第五,提出将办报作为组织全党工作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形成了“全党办报”的思想。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出各级机关应好好利用《解放日报》,将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作为“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一种武器”,并要求把办报作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12-115),等等。
第六,坚持群众路线,强调新闻宣传要深入群众,满足当地群众需要。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毛泽东就意识到报纸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为此他专门为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944年,他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20)。
第七,整顿工作作风,强调新闻工作者“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25-128)。这一时期,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保持谦虚谨慎态度和不骄不躁作风,新闻报道要完全真实。他在党的七大讲话中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不懂装懂。他还对《解放日报》等一些报纸在原子弹宣传上出现的重大政治性错误给予严肃批评,强调要扫除新闻队伍和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29-130),整顿工作作风。
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继续坚持开展调查研究,写下《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对其多年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进一步发展了调查研究思想。同时,针对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和宣传攻击,毛泽东主张利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在指导如何办地方报纸时,强调地方报纸要彰显地方特色,等等。
(四)深化成熟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1945—1949)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得到深化。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修改新闻稿或社论;代表中央起草或修改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文件(郑保卫,2004:291);指导《解放日报》、新华社、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等利用新闻报道或广播讲话进行抗战宣传;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纠正土地改革过程中的错误宣传,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报刊活动实践的辉煌期和高潮期,这些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格外重视对解放战争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工作。他利用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阴谋和反动统治,运用巧妙的宣传战术来分化和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加强对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发动人民群众支援战争,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撰写或发表了《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等文章和指示,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新闻思想。归结起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发挥报纸在宣传教育群众、联系动员群众等方面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要通过报刊宣传,让群众都明白自己的利益和任务,团结起来共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要通过报纸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共同为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和任务而斗争。
第二,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反对依靠少数人办报。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办社”“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办报”等观点,深化发展了前一时期的“全党办报”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0)
第三,新闻宣传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转变策略。毛泽东多次给党的宣传机关负责人写信,强调“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33)。正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重心发生了几次重要转向,从全面内战爆发之前的以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为主,到战争爆发之后的以军事斗争宣传报道为主,再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63-164)等。
第四,新闻工作要张弛有度,适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针对当时根据地党报土地改革宣传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偏向,毛泽东指出,对于路线问题、整党问题、土地改革问题、工商业和工人运动方针问题等不能不加分析没有选择地进行宣传,要纠正其中过左的缺点,善于从“左”、右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等。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还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来强调新闻宣工作也要张弛有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3),把控节奏,注意效果。
第五,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参加群众工作,多听多看群众运动材料。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向群众学习”的要求。他指出,很多报纸工作人员缺少实际经验,为了更好地教育群众,首先得向群众学习,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多听多看和认真研究关于群众运动的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2)。
第六,报纸要办得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肯定了该报在1947年6月以后所取得的进步,认为其“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在最后的总结中,他写道:“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4)。这是他对要确立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新闻文风的集中阐述。
第七,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的要求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要求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严守宣传纪律,不得在宣传中“将自己与中央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各地党政军机关干部未经向上级请示,不得擅自向外表态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5-156)。
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对1947年《晋绥日报》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给予肯定和支持,这对新闻战线开展自我批评、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毛泽东的典型宣传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延续和发展。他主张将各地在整党、平分土地工作中形成的典型经验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要求各级党委要“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45-146)。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
(五)总结完善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1949—197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有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去领导建设新中国新闻事业,去发展完善其新闻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完成了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由为革命斗争服务向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转移;亲自指挥和部署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新闻报道,撰写和审阅修改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稿;主动向新闻媒体推荐有价值的典型材料,对重要会议报道的失误给予批评指正;召集新闻出版界人士尤其是党报负责人讨论办报问题,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商讨新闻宣传问题,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报纸的本质属性、性质功能、办报原则、指导方针、宣传策略、方法艺术等,有了更新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认识,使得毛泽东新闻思想更加丰满和完善。
这一时期,毛泽东相继发表了《纠正文字缺点》《重视人民来信》《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重视典型报道》《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要分析,不要片面性》《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给广西省委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记者头脑要冷静》《要政治家办报》等一系列新闻工作论述或文章。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社会主义报纸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作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郑保卫,2004:351)。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中指出,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前,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中共中央党校,1978:450)。1958年,他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提出报纸应具有五大作用,即“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02)。
第二,重视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利用报刊展开新闻批评,1950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刚半年的时候,他领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为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规范。1954年4月他又对报纸批评提出了“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强调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正确的、对人民有利的批评;为保证报纸开展批评保持在正确轨道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辨别人们言论行动的六个政治标准。
第三,提出“政治家办报”思想。1957年毛泽东针对《人民日报》在一些重要报道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对报社负责人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两个月后,毛泽东召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准备让他到《人民日报》兼任总编辑,并告诫他:“写文章尤其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吴冷西,2016:51-55)等。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主张办报要多谋善断,要抓住时机跟随形势快速转变方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15-216),等等。这是毛泽东对党报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他新闻思想中的核心观点和思想精髓。“政治家办报”成为后来我国新闻事业始终坚持的一项政治原则和工作传统。
第四,完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他强调报刊要接受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党委领导要带头参与办报,“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他还要求党委主要领导要“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01-202)等,要求报纸总编辑做统帅,组织大家写评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03-204)等。
第五,提出要辩证地看待舆论和新闻自由。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论述如何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时提出了“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概念。他将舆论分为“人民的舆论”和“反动派的舆论”,他认为对人民内部的舆论,要允许不一律,即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对反动派则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此外,毛泽东对“新闻自由”问题也作了辩证分析,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吴冷西,2016:49)。
第六,对新闻报道策略和艺术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一时期,毛泽东除了坚持他在典型报道、新闻真实和文风建设方面的一贯主张外,还针对新闻报道的时效问题提出了“新闻、旧闻、无闻”的观点,即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新闻报道要考虑宣传效果,做到该抢则抢,该压则压,有时为了表达立场,一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可以不作报道。针对文章的写作艺术问题,他还提出了文章“要尽可能短些,软硬结合”,强调新闻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应“合逻辑、合文法、有好的修辞”等观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86-194)。
第七,对培养合格的新闻队伍提出更高要求。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同时要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语法修辞,具备较好的知识素养和词章修养,还要做到头脑冷静,学会运用辩证法来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要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分析、判断和推理,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等等。
然而,随着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毛泽东提出的“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被拔高和曲解,其他一些正确新闻观点则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束之高阁,而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借机兴风作浪,他们提出的“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和“只要是政治需要,没有的可以加上去”等错误观点被扩散和推行,给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牢牢记取。
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根据自己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报刊活动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引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开创性、奠基性和历史性理论贡献将永载史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续传承。
(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代表,其新闻思想主要围绕党如何运用新闻媒介和宣传手段,为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党刊、开展新闻宣传活动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闻观点,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办报”“为谁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和“怎么办好报纸”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闻思想,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新闻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推进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新闻思想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的新的历史阶段,对后来几代党的领导人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立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国情和党的新闻工作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它揭示了党的新闻事业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的新闻观点中。
如:(1)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属于意识形态范畴;(2)报纸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3)办报、办新闻事业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4)党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5)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始终放在中心地位;(6)党报要坚持唯物论,讲究辩证法,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维护新闻真实性;(7)党报要坚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8)党报要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9)党报要坚持开展积极的新闻批评,增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10)党报要树立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准确生动的文风;(11)党报要建设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12)党组织要把党报作为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要坚持和改善对党报的领导,等等(郑保卫,2011)。
毛泽东新闻思想,虽然吸收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新闻思想中的内容,但其基础和核心的东西还是中国的东西,其基本内容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与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适应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集中体现(郑保卫,2011)。
例如,毛泽东在指导新闻宣传工作时十分强调办报、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58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论写评论问题时强调:“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吴冷西,2016:62),不久,他再次强调:“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吴冷西,2016:88)。毛泽东向来反对将苏联的一切东西不分优劣地照搬到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当中,倡导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来办报,同时注意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办报实践和我国资产阶级办报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有一次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时就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三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吴冷西,2016:67)。
又如,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还把“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看作“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49-150)等。此外,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报纸要坚持群众路线”,要“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办报”,以及“报纸要保持尖锐、泼辣、鲜明的文风”等新闻观点,成为他新闻思想中的精华和代表性观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精髓和基础性理论。
总之,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思想中具有开创性、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奠基者’或直接理论渊源”(张首映,2013)。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及相关论述都是在继承其基本理论原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关于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政治家办报”,以及要重视调查研究和典型宣传等观点,被很好地传承下来,厚植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新闻思想的沃土之中。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引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新闻实践活动,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不仅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提供了认识源泉和发展动力,还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提供了检验其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在领导党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数十年岁月里,毛泽东不断从党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的新闻观点,引领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培育了党的新闻事业的许多优良传统。
具体而言,这些新闻观点和工作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新闻工作原则和方法方面,要求:(1)坚持党性原则,强调报刊宣传必须符合党的政策。党性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属性,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在毛泽东领导下,党的新闻工作十分重视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实现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向“真正的、完全的党报”的转变。(2)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增强党报工作的群众性,充分体现党报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特征。特别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增强群众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实行群众路线,已然成为党报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和重要传统。(3)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发动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办报。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新闻工作一方面要注重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党委领导人要带头阅读报刊、撰写或修改报刊评论、把握报刊的政治方向等,另一方面要坚持在人民群众中积极发展广泛的通讯员,组建通讯员网,同时要重视读者来信、吸收党外人员言论等。长此以往,这些要求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方式,成为党的新闻事业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作传统。(4)利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相继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政策文件,将这一工作原则制度化,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工作传统。(5)坚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曾多次亲自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实际生活,实事求是地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并提出了一整套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为党的新闻事业确立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原则,培育了良好的工作传统。(6)坚持政治家办报,善于抓住时机,紧随时势变化适时调整和转变报刊工作政策与策略。毛泽东以身垂范为践行“政治家办报”作了表率,他教导党报负责人要多谋善断,要善于从政治上总揽全局,指导新闻工作,这一工作传统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并逐渐被确立为党的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其次,在新闻报道策略和新闻文风建设方面,要求:(1)新闻报道要具有指导性、思想性、真实性、典型性等,一方面要注重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理论宣传;另一方面要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报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再是要注意收集革命斗争、群众运动和生产建设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例,推广地方好的经验。(2)报纸版面编排须采用以我为主、由近及远的方针,如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就“把过去以国际宣传为主改为以国内——特别是以我党我军及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边区的报道为主”(王敬,1998:32-33)。(3)新闻文风要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大力提倡要反对“党八股”,确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提出要精心写社论和文章,文章要合逻辑、合文法;新闻报道要真实、全面、准确、简洁;要坚持“新闻、旧闻、无闻”的报道原则;要重视典型报道;要如实进行灾害报道,等等。
第三,在新闻队伍建设方面,要求:(1)培养党报负责人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决策能力等。毛泽东经常教导胡乔木、吴冷西等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求他们要做好“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准备(吴冷西,2016:55);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要善于决策、知人善任,等等。此外,他还要求党报负责人应有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的自觉。他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吴冷西,2016:62)。(2)培养又红又专的新闻人才。毛泽东强调要培养一批出色的报刊编辑和记者,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培养方向和目标。此外,他还强调“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要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要有远见卓识”(吴冷西,2016:73),要头脑冷静,学会运用辩证法独立思考来分析问题,等等。
总之,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工作方法、报道策略、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培育了优良传统,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事实说明,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许多内容经过党的新闻实践检验之后,被以新闻政策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和推广开来,并不断被后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继承和发扬,从而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毛泽东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带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首先,毛泽东新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思想精华,并将其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新闻宣传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具体实际的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例如,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具有“阶级性”和“党派性”,党报要按“党的精神”工作以维护党的声誉和理论上的纯洁性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闻政策的一个共同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吴冷西,2016:48),并强调党报必须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此外,由于我国国情、党情与苏俄国情、党情的相近性,毛泽东的报刊活动实践和新闻思想,深受列宁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的影响,他特别强调要学习苏联办报经验和列宁新闻思想。例如,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就明确强调,我国党报要“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85)。在毛泽东指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时刊登了《列宁论党报》《联共党史论<真理报>》《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文章,使得苏联党报理论和列宁新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又如,1958年,毛泽东就如何办好省报问题给广西省委领导刘建勋、韦国清的指示信中提出的报纸所具有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大作用,正是对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2013:8)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总之,毛泽东从“强调党性原则,严守党性立场;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事求是;倡导群众办报,坚持群众路线;重视文风建设,提倡中国风格”(郑保卫,1994)等方面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新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新闻工作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毛泽东一向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郑保卫,2021),可以说他是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发展的亲身实践者、示范者和引领者,这在他参与并领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许多观点中都可以得到验证。例如毛泽东十分强调报纸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运用,他曾多次指示《人民日报》要重视和加强理论宣传、多发学术文章,并多次纠正党报在学习苏联办报经验时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等等。再如1957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分析事物的矛盾,不要片面地看问题,这样写文章才有说服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96-198)。1958年,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当时我国新闻媒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他便对吴冷西说:“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吴冷西,2016:96),并指出“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211)。
此外,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要在新闻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理论观点。例如,1957年5月,他针对整风运动中一些人对党的恶毒攻击,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新闻宣传问题,对新闻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他在最后强调说:“看来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吴冷西,2016:47-48),并进一步对两种新闻学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三,毛泽东新闻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进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事实说明,毛泽东新闻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进程,并将其推进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阶段”(郑保卫,2018)。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新闻工作实践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见解,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1)对党报的性质宗旨、使命任务、功能作用等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全面的阐释;(2)对新闻宣传工作党性原则提出了更为具体而严格的要求;(3)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通讯社”“政治家办报”等重要思想;(4)对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
总之,毛泽东新闻思想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新闻业务基本要求、新闻工作基本方法,以及新闻宣传艺术与新闻队伍及文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框架及知识体系在我国已经基本成型,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最大的理论贡献。
三、总结与思考
综前所述,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孕育萌发,到不断丰富,再到成熟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毛泽东新闻思想所具有的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等特点。其中,实践性主要表现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毛泽东新闻思想既是毛泽东本人从几十年来亲身参与报刊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真知,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来指导中国新闻实践、致力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智慧结晶;科学性主要表现为“坚持正确理论的领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新闻思想既是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跟随实践变化不断调整新闻工作策略的科学理论,又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运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光辉典范;时代性主要表现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满足时代发展的社会需求”,毛泽东总是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趋势和社会需求来调整和转移党的新闻工作的重心,来充实和完善其新闻思想的内容,适时回应时代之问、竭力满足时代之需,充分发挥了新闻宣传工作在推动时代变革方面的积极作用,等等。
正如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2023a)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谈话中所说: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当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业态的不断革新,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从历史的经验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路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通过前文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理论贡献和形成特点等的探讨,我们可从中获得一些解答这一课题的启示:(1)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闻传播实践,从新时代我国新闻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2)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深化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动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2023b);(3)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分析和解决新时代我国新闻实践中存在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4)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来获取对当下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创新有益的经验,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加快构建和不断完善。
(作者王青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毛泽东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项目组成员。郑保卫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毛泽东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毛泽东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MXG20221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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