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列宁逝世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列宁一生丰富多彩的报刊活动，总结他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办报经验，和开创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后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学习和传承列宁的办报经验与新闻思想，推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列宁一生的革命活动始终与其报刊活动形影相随，相辅相成。是波澜起伏、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为他的报刊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而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则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可靠的政治阵地。可以说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是他整个革命经验、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从当时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俄国国情出发，依据自己运用党的报刊指导创建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实践，就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功能、职责使命、行动原则、工作方法等阐述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他独特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他创造性地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将其推进到了苏联共产党人新闻观的历史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苏俄化，这是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此外，列宁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实践与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列宁的新闻思想作为党报工作的重要指针，有效指导了解放区的新闻工作。

　　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的形成，使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得到充实发展，并由此进入到了苏联共产党人新闻观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到苏联共产党人新闻观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鲜明的时代性。

　　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是根据他所处时代俄国特殊的国情，在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运用党报宣传和服务党的纲领路线、策略主张、中心工作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创新品质、斗争精神和建设意识上。

　　“创新品质”，指的是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始终体现出一种在坚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基本品质。

　　例如列宁提出要“创办政治机关报”，是创新；提出“党报要成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是创新；提出“出版物的党性”概念，要求党报要成为“党的出版物”，要“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以及提出要清除鼓吹“无党性”的报刊工作者，是创新；在《火星报》组建代办员网，通过代办员来发挥党报作为“组织者”的作用，也是创新；至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领导党和苏维埃报刊实现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强化社会主义经济宣传，更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理论。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列宁的新闻思想。

　　“斗争精神”，指的是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党报工作要坚持“不懈斗争”的精神品质。

　　列宁的一生始终处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激烈斗争之中。这其中，“斗争”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既是他革命活动的主调，也是他报刊活动的主调。他要领导党报揭露沙皇政府的专制制度，揭露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潮，清除党报工作人员中的“无党性”意识，批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党内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和群众中存在的消极落后思想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斗争精神”。

　　因此，在他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中有许多内容是阐述党报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应该如何以不懈的“斗争精神”来揭露阶级敌人，清除错误思想，抵制落后意识，消除社会恶习的。列宁领导的报刊毫不留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一切反动派，孜孜不倦地批判错误思想和落后意识，坚持不懈地同各种社会恶习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充分地体现出了这种斗争精神，反映出他报刊活动的独特风格，也成为他新闻思想的鲜明特征。

　　“建设意识”，指的是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始终表现出一种党报工作要为“建设党”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理论品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破”与“立”是对立统一的，有“破”就有“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如前所述，在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中，“斗争”是主调，“斗争”即为“破”，但是“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应该是“立”。列宁的革命实践和报刊活动实践都说明，他的“破”，最终是为了“立”，他的“斗争”，最终是为了“建设”，“建设”成为他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他要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要建设一个人们所向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他的人生追求、革命追求，也是他的报刊活动的追求。

　　创办《火星报》时期，列宁为了实现他的建党目标，制订了周密的行动策略和报道计划。他要通过报刊来让党员和进步群众了解到要建设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去为建设这样一个党努力工作。他把报纸比作“脚手架”，把准备建设的党比作是将要建设的“建筑物”，把党员比作是“建筑工人”，大家都要为建党添砖加瓦，做好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火星报》出色地发挥了“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作用，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列宁新闻思想中的“建设意识”，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表现得更加明显，“管理俄国”和“建设俄国”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便立即领导了彻底改造旧制度留下来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原先的党和苏维埃报刊，创办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新政权成立不久，他便先后签署了关于报刊问题，以及关于给新闻出版部门调拨特殊贷款、国家统一管理广告业务、征用资产阶级印刷所、成立报刊特别法庭、由邮电部门统一出售苏维埃出版物等一系列政府法令，并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主持通过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等，这就从物质上和政治上上为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巩固发展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迅速建立创造了坚实基础。

　　后来，随着新政权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革命斗争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列宁提出了新闻工作也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要“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要使报纸刊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指出明确方向。

　　除了以“建设者”的姿态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指导党和苏维埃报刊实现工作重心战略转移之外，列宁报刊工作和新闻思想中鲜明的“建设意识”，还体现在他通过指导党报党刊，特别是以《经济生活报》为代表的经济类报刊的工作实践，开辟了一条创办社会主义经济报刊，做好社会主义经济宣传的新路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中所没有的全新内容，这些内容大大丰富了他的新闻思想。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以及在推进这一系列工作中所总结提炼的新闻思想，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进到了苏联共产党人新闻观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俄化，这是他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的独特历史贡献。

　　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形成于100多年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地进行回顾和总结，从理论上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历史贡献，尤其是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实践，认识其非凡的思想活力，感受其独特的当代价值。

　　（一）把握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定位

　　学习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对党的新闻事业性质的思考与定位，认识他是如何从总体和本质上看待新闻、新闻工作、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换言之，就是要把握为什么写新闻、为什么做新闻工作、为什么办新闻事业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前面谈到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反复强调要办“全俄政治报纸”，要使党报成为党的“舆论阵地”“思想中心”，这些定位，决定了党报的思想宗旨，使命任务和功能作用。

　　由此联想到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办《新莱茵报》时，也是主张要创办一家能够对全国产生影响的“大型政治报刊”，并把它看作是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的“堡垒”和不应该放弃的“政治阵地”。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党报基本性质的定位是一样的。他们都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来定位党的报刊的性质，强调要明确其政治定位。而这样的性质定位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创办党报党刊的共识，一百多年来一以贯之，作为一种传统代代延续，传承至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毛泽东把党报定位为“极重要武器”，邓小平说是“思想中心”，江泽民强调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胡锦涛比作是党的“宣传资源”，习近平指出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阵地”，是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

　　这说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新闻事业性质的基本定位上有着明显共识，都将其视为党的政治思想和宣传舆论阵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怎样变化，都没有改变。

　　（二）把党性原则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

　　党性原则一向被看作无产阶级政党新闻工作最根本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第一个提出了“出版物的党性”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党报“党性原则”理论，这是他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列宁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报刊要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要成为社会主义这个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报刊要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党的工作机构；党的报刊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组织要加强对党的报刊的领导；党报要清除那些利用党的招聘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等。列宁的论述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党报党性原则的基本理论依据。

　　列宁100多年前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论述，抓住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需要我们牢牢记取，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反复强调党的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习近平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把“坚持党性原则”放在他提出的“四个牢牢坚持”的首位。

　　（三）坚持依靠群众办报的光荣传统

　　依靠群众办报，是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始终坚持的原则和传统，当年马克思在主编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时就确立了这一原则，并进行了成功实践。在马克思指导下，《新莱茵报》建立了以同盟盟员和优秀工人为骨干的通讯员网，并且在报纸上大量发表读者来信，开创了依靠群众办报的光荣传统。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报刊都坚持了这一原则，并用自己的实践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而在这方面列宁做出了重要贡献。

　　列宁把依靠群众办报看作党和党报加强和贯彻群众性，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的重要形式和有效路径。1900年他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一文中，谈到建立独立的全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就呼吁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对文章的意见，介绍自己的经验，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的评价”，他认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期间，除了从理论上阐述吸引群众参加党报工作的重要性之外，还对如何落实群众办报进行了周密思考和有效实践，其中建立报纸代办员网就是重要的一环。他强调要在报纸周围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而且对代办员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火星报》的代办员不但在依靠群众、支持报纸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而且在保持党组织同群众的联系，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列宁在创办《真理报》期间，更是把发展壮大工农通讯员队伍作为党报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列宁指导下，《真理报》建立起了庞大的工农通讯员网，为办好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各地工农通讯员寄来的文章和信件，报道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反抗斗争，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使报纸真正成了人民群众的讲坛，在工农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为后来的夺权斗争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为了使群众办报的传统能够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得到保障，1919年列宁给《真理报》下达了“组织工农通讯员运动”的任务；1923年《真理报》编辑部召开了第一届全苏工农通讯员运动大会；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通过了关于宣传、出版、鼓动的决议，正式将建设工农通讯员队伍列入党的议事日程。这些举措使得依靠群众办报成为俄国党和苏维埃报刊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制度，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党报党刊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中国共产党一向注重学习和践行列宁的群众办报思想，延安时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1942年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总结党报工作经验时概括的“四性”中，第一个是“党性”，第二个就是“群众性”。而在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群众办报”是其核心观点。

　　如今在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对新闻工作如何继续践行“群众办报”思想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他强调新闻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为群众办媒体和依靠群众办媒体。

　　（四）认清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阶级实质

　　“新闻自由”，是新闻学中的一个学术命题，也是新闻工作中经常要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西方新闻自由观与我们在认识上的对立与冲突，使得这个本来看似简单的理论问题内含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特别是一些人常常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媒体独立”等观点来标榜和美化西方的新闻自由，来攻击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曲解我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这就使得新闻自由问题变成了一个“敏感”话题。

　　新闻媒体原本就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因此要准确把握新闻自由的内涵与实质，离不开从阶级方面加以分析与考量，更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状况和话语情境去观察与思考。在这方面，列宁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列宁关于新闻自由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高度评价新闻出版自由口号的历史作用

　　列宁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新闻出版自由”口号，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所利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他曾说过，出版自由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列宁没有简单地排斥和否定新闻自由，而是强调无产阶级也要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他明确指出：“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正因为此，1896年他在狱中写《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时，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并且始终在为争取无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而努力。

　　2.认识新闻自由需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认为，认识新闻自由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谁，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和使用这一口号，而且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1921年8月5日，列宁在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批评了他提出的要给资产阶级报刊出版自由的观点，指出不要把出版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应该采用“一般阶级评价”的方法，认识出版自由的阶级实质。他认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出版自由总是成为一定阶级“手中的武器”。

　　3.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实质上是资本控制下的自由

　　正是基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列宁比较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和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根本区别，揭露了新闻自由的实质，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是被资本控制和为资本服务的自由。

　　1917年11月列宁在他草拟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比较了不同立场对新闻自由的不同认识。他指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而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

　　而此前，1917年9月列宁在一篇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文章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本经营报纸，控制作为报刊经济命脉的广告，进而控制舆论的奥秘。他指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在这篇写于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文章中，列宁已经谋划了即将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保障人民群众新闻自由的路径和办法：一是“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二是“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这两个办法一是堵住资本家经营报纸控制舆论的门路，二是确保人民群众拥有出版报纸的物质条件。列宁还设想要给苏维埃国家、以及“两个首都获得10万或20万选票的大党”，和“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提供印刷所和纸张，让他们自由地出版报刊。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立即领导了彻底改造旧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党和苏维埃报刊，以及创办各类社会主义报刊的工作，以便从物质上和政治上来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拥有新闻自由。按照列宁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继续发展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同时，可以允许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继续出版，然而这些报刊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就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猛烈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列宁不得不在立即颁发报刊法令，取缔了这些与苏维埃政权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报刊。

　　列宁还设想，“在新秩序确立之后，政府对报刊的各种干预将被取消。到那时候，报刊将按照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在对法院负责的范围内享有充分自由。”

　　从列宁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内涵及实质，并且规划了实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路径与方法。列宁的这些观点虽然距今已年代久远，但是对我们认识当下高度垄断化背景下的西方新闻自由依然很有启示。

　　（五）创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宣传

　　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列宁领导下的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国家的一切工作迅速由“夺取俄国”转向“管理俄国”和“建设俄国”的方向上来。在新闻领域，就是要建立起崭新的，能够适应新政权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使党和苏维埃报刊尽快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实现工作重心战略转移。

　　为此，首先列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新政权下创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规划，尽快组建起以党和政府机关报为主体，包括专业报刊、行业报刊和群团报刊，以及广播电台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新闻传播体系，以便为以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报刊开始实行工作重心战略转移，使其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将宣传报道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宣传上来。1918年3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不久，在这篇文章的定稿中，列宁明确提出：“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列宁在提出报刊工作重心转移，和确定社会主义时期党和苏维埃报刊性质任务的基础上，还就如何实现这种转移，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发出指示，提出建议和要求，这些指示和意见构成了他的经济宣传思想。

　　列宁的经济宣传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社会主义报刊必须把生产宣传放在首位；要善于从政治上说明经济；经济宣传要有切实的经济内容；报刊要在组织经济竞赛中发挥作用；要善于运用典型和实例开展经济宣传；要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两种形式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各级领导机关要善于运用报刊来指导经济工作等。

　　为了更好地指导经济宣传工作，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便领导创办了专门的经济类报纸《经济生活报》，后来又专门撰写了《生产宣传提纲》一文，提出了一系列做好经济宣传的措施，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工作指出了正确方向。

　　列宁格外强调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要重视经济宣传，学会运用报刊来指导经济工作。他本人每天都阅读大量报刊工作通讯和读者来信，从中找典型，抓问题，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扩大宣传效果，指导经济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工作的开展。

　　四、高举列宁主义旗帜，做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

　　通过以上梳理和阐述可以看出，列宁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唯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和斗争旗帜的列宁，会根据自己的报刊活动实践提出一系列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观点。

　　历史说明，列宁正是基于俄国的现实国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领导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通过人民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也正是他在领导党的报刊为实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提供宣传服务和舆论支持的过程中，对党的新闻工作所作的思想总结与理论思考。

　　正因为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闻理论成果，因此更加适应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制度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需要，成为指导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当年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表述和深刻阐释了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引领下，赢得人民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而由于在国情党情，特别是在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上的相似性与接近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更多，或者说更直接的是学习和运用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及相关理论，并以其为基础进行创新发展的。

　　在新闻领域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起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创办党报党刊，指导新闻工作。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了“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的要求。

　　毛泽东是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提出这一要求的。当天中宣部在会上给到场干部发了一本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有四篇文章，毛泽东在讲话中劝大家要“多看几遍”。他特别提到的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一段介绍列宁怎样做宣传的文章。他强调大家要学习列宁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做好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说：“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此后，列宁主义和列宁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成为党的新闻工作明确的指导思想。

　　两个月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解放日报》实行改版，4月1日报纸发表了题为《致读者》的改版社论，检讨以往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党报工作的“四性”理论，即“党性、群众性、斗争性、组织性”。当天的报纸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以“怎样办党报”为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列宁论党报》《联共党史记真理报》《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四篇有关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办报经验的文章，介绍了列宁关于新闻工作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列宁论党报》一文中引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后来这个观点多次在中宣部相关文件和《解放日报》相关文章中被提及，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联共党史记真理报》中引了列宁的“日报的宣传和鼓动应当带着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在党领导下的一切机关报都应当由可靠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表现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来担任编辑”和“一切定期的和非定期的出版物……都应当完全服从于党的中央，不论党整个地在该时期内是合法的抑或非法的，它都不容许那些滥用自治制度而执行不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的出版品”等观点。

　　在《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1919年3月）一文中，引了决议中提到的要求地方组织应“立即采取方法来健全党报和苏维埃报纸，大会促使同志们记着：报纸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最有力的工具，不可替代的影响最广大民众的手段”，以及大会强调的“没有很好的报纸就不能有健全的坚强的党和苏维埃建设，大会向一切党的组织提议选拔最坚定、努力和忠实的工作人员来为报纸服务”等观点。

　　报纸上介绍这些办报经验和新闻观点，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学习，这说明当时《解放日报》改版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非常明确地把列宁新闻思想和苏联办报经验作为指导性文献。

　　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明确确定了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采取“一边倒”做法，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共同确定为党的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写入宪法和党章。这说明由于长期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列宁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经验作为党的工作指南，因此，列宁和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影响和重要地位。

　　在新闻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同样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思想旗帜和理论指南，特别是格外重视把列宁的新闻思想和苏联的办报经验，作为指导性文献。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派出人员到苏联专门学习《真理报》、塔斯社和国家广播电台的经验，回来后三家单位都将学习总结的苏联经验编写成书，作为学习材料。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也请苏共中央党校和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家教授来帮助设计课程，指导教学。当时中央编译局还翻译出版了苏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其中主要内容都是介绍列宁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的。这些做法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能够有所依托，有所借鉴，得以迅速起步。但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出现了僵化教条的倾向，造成了一些负面效果，其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当下，我们需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旗帜，更加深入地了解列宁的报刊实践、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与理解列宁报刊活动的历史贡献及其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为做好新时代新闻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深化改革与融合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理论遵循。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说明：本文与22日发表的列宁报刊活动文章为上下篇。均为作者依据《现代传播》2020年第三期刊发的《论列宁的报刊活动及其历史贡献》一文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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