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保卫文集(三卷本)》,是郑保卫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总结,也是他自研究生毕业后40多年学术成果的总结。第一卷《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第一卷),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的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是一部具有思想高度和学理深度的力作。该卷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探讨了新闻真实、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等核心理论命题,深度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传媒行业转型的现实,提炼重大传播实践的中国经验;坚定捍卫新闻学独立学科地位,厘定其与传播学的“并蒂莲”关系,明确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还探索了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该卷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自觉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郑保卫;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理论;新闻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知识体系、捍卫新闻学学科的独立发展地位、破解实践、时代发展的难题,是每一代新闻学学者的使命担当。郑保卫教授深耕新闻学研究四十余载,以“保卫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创新新闻学”为毕生的学术追求和梦想,他直面“新闻无学论”“白开水一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等思潮冲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闻学科建设、新闻教育改革等领域成果卓著,被誉为“保卫新闻学学者”。《文集》便是其数十年学术积淀的集大成之作;第一卷则凝结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思考与探索。
一、理论立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深度阐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立学之基、兴学之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派的核心理念,它的生命力在于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第一编基础理论以十一篇论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党的报刊工作,以及新闻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新闻真实性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同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与总结。这些内容包含了对经典理论的溯源梳理,又完成了对当代议题的创新回应,构建起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研究框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自觉与自信。
(一)党的新闻思想的系统性梳理
郑保卫教授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梳理,展现出鲜明的历史自觉和系统性思维。他历来拒绝碎片化、局部地看待历史文本,而是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置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将百年党史中的新闻论述与实践,视为一个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不断演进、一脉相承的有机思想体系,且实现其生成逻辑、发展脉络与实践指向的内在统一。在本卷的第一编“基础理论”中的多篇文章,围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基本原则和实践传统展开深入论述,形成了对党的新闻思想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梳理。
一方面,作者从历史维度出发,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作者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并非对西方新闻理论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机械套用,而是在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正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工作要求进行改革创新,才逐步形成了“较为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知识架构和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党的百年新闻理论、政策变迁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本质、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的基本立场,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另一方面,作者高度重视对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理论升华。无论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及实践传统的追溯,还是对我国传媒业变革发展以及新闻传媒自由报道权利等问题的阐释。作者都将其视为党的新闻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根基,通过这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路径,有力地揭示了党的新闻思想何以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保持旺盛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根本方向。
(二)新闻核心理论的本土化深化
作者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党的新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中国新闻实践中长期存在、反复讨论的一系列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本土化阐释和理论深化,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
首先,在新闻属性与新闻原则问题上,郑保卫通过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事业性与产业性的关系等重大理论命题的深入剖析,回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现实挑战。作者明确指出,党性与人民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高度统一的价值原则;传媒的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在坚持正确导向前提下的辩证统一。这种论述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理论误区,也为正确认识我国传媒改革发展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观点。
然后,在新闻真实方面,展现出突出的理论原创性。通过对“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等概念的系统解读,作者从哲学层面对新闻真实问题进行了深化阐释,强调新闻真实并非对客观事实的简单再现,而是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反映和价值表达,得出“宏观真实”是新闻真实的最高层次要求的结论。这些论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立场的坚守,也为新闻实践中如何处理复杂现实、重大议题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最后,在新闻自由、新闻责任与新闻规范等问题上,作者始终坚持将权利问题置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责任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讨论。通过对新闻伦理、相关法制、行政法规与行业自律等系统分析,强调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在权利、责任、道德和法律的统一中展开,从而为中国特色新闻治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闻维度阐释
第一卷的内容贯通历史与现实,作者并未停留在对既有理论成果的总结上,而是立足当下将研究视野延伸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中,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核心要义、理论来源、形成条件和重要启示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富有深度的阐释。
作者强调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文化领导权、文化工作本质、意识形态安全、主流舆论建设等重要论断,具有鲜明的新闻理论意蕴和实践指向。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上的整体跃升。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理论层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指导意义,强调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最终实现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表达,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
二、实践筑魂: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现实回应与路径探索
第一卷尤其是第二编中回应了在复杂传播环境与深刻行业变革中,中国新闻事业如何走、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这一部分是作者在长期新闻实践观察与理论思考基础上,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路径所作出的系统性现实回应,集中体现作者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厚的实践积累和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
从内容结构上看,作者对我国媒体格局深刻变革、传媒业改革发展、新闻传播实践以及党媒传统的当代表达等核心议题展开,实现了对宏观传媒生态的整体研判,并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深入剖析。对新闻传播实践的现实研判到路径选择的清晰逻辑链条,体现了作者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以实践筑魂、以问题立论的研究导向。
(一)传媒行业转型的实践研判
在媒介技术加速迭代、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我国传媒业发展经历了一场系统性、结构性的转型。郑保卫教授在《试论当前我国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及特点》《论新时期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事业性、产业性:转型期中国传媒业双重属性解读》《与“狼”共舞:传统报刊从容应对互联网》等多篇文章中,始终围绕传媒“转型之变”展开持续而深入的分析,构建起对我国传媒行业转型的整体性认知框架。
首先,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媒体格局的变化并非单纯由技术推动,而是由技术变革、市场变化与制度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是简单的新老交替或者对立关系,而是呈现出深度融合、结构重组的复杂形态。郑保卫教授通过对媒体格局变化特点的系统梳理,揭示了我国传媒体系正在从单一形态向多元结构、从线性传播向立体传播、从“内容供给为主”向“用户需求导向”转型的基本趋势。
其次,作者在围绕传媒业改革发展方向问题上,始终坚持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相统一的分析视角。在他看来,中国传媒业不同于一般文化产业,其首要属性是新闻事业属性,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履行公共责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必须正视产业运行规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郑保卫教授对“事业性、产业性”关系的辩证阐释,既避免了将媒体完全市场化的工具主义倾向,也警惕了忽视现实运行条件的理想化想象,为转型期传媒改革提供了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理论坐标。
最后,在应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给传统报刊带来的冲击问题上,作者并未陷入“传统媒体衰落论”的悲观判断,而是强调主动转型、从容应对的重要性。《与“狼”共舞:传统报刊从容应对互联网》一文以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传统媒体面对互联网竞争时应有的战略定力:应该清醒认识到传播环境的激烈竞争,不能丧失自身的专业优势与价值根基。这种立足现实、拒绝极端化判断的分析立场,对传媒转型的研判显现出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与启迪意义。
(二)重大传播实践的经验提炼
郑保卫教授在对新闻传播行业整体转型进行了宏观的研判,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从重大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并将具体案例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规律与理念原则。如《新华社: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传统的开创者和践行者》《成功的体育盛会 出色的宣传报道——北京奥运会宣传报道理念与基调评析》《内容为本 时效为先 主动为上 效果为重——对当前我国对外新闻传播方略的思考》等文,体现出作者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研究路径。
在对新华社的系统评析中,郑保卫将此置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80年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强调新华社不仅是国家通讯社,而且是党新闻传统的重要开创者和坚定践行者。作者通过梳理新华社在重大历史节点和重要现实议题中的传播实践,提炼出新华社在80年的新闻实践中八个方面的优良传统。这为新时代党媒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
在北京奥运会宣传报道的分析中,作者并未停留在对传播成效的表层评价,而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理念选择与叙事策略。并总结了奥运报道中所体现出的“透明、真实、客观、宽容、理性、多元”等特点,体现了中国媒体在重大国际传播实践中对国家形象、国际舆论环境和受众心理的综合把握,展示了中国新闻事业在全球传播语境中逐步形成的自信与成熟。
此外,在对外新闻传播方略的系统思考中,作者提出“内容为本、时效为先、主动为上、效果为重”的传播原则,强调对外传播必须坚持价值引领与传播效果相统一,这样的理论总结有效回应了国际舆论格局复杂多变的现实挑战,也体现出了中国新闻理论对外传播议题上日益增强的实践自觉。
三、学科固本: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在中国新闻理论发展进程中,学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乎方向性、根本性的核心议题。新闻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应当如何处理与传播学的关系、如何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的理论体系,直接关系到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自信与学科未来。该著作正是围绕上述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系统回应,集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学科主体意识与长期一贯的理论坚守。
(一)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坚守与保卫
“保卫新闻学”的说法,最早是在200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上,郑保卫教授提交《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一文,倡导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任兰州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刘树田称道:郑保卫“保卫新闻学”。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新闻无学论”否定新闻学科学性的错误认知依然存在,认为其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出现“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的片面评价;另一方面,随着传播学的引入与快速发展,“传播学取代论”悄然兴起,新闻学学科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学科发展陷入迷茫状态。
第一卷的学科思考,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与坚定的“保卫”立场。作者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使命与担当: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等篇章中,直面了新闻学在内外夹击下的现实困境,系统论证了新闻学的学科独立性与重要价值,坚守了新闻学学科阵地,为学科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作者指出,新闻学并非一种过时的经验性知识体系,而是以新闻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闻规律、原则、功能、方法为核心内容、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指向的现代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的现实性、问题的公共性及价值的规范性决定新闻学不可能被简单消解或替代。
郑保卫教授通过对新闻活动基本属性、社会功能和制度角色的系统阐释,论证了新闻学在整个传播研究体系中的不可替代地位。此外,作者将“保卫新闻学”置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新闻学的发展问题,应理清新闻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以及对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问题。
在此基础上,郑保卫教授进一步提出,应当从“保卫新闻学”走向“发展新闻学”,即在坚守学科根基的前提下,积极回应新技术、新媒介和新传播形态带来的挑战,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拓展新闻学的研究视野与解释能力。如今,“在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的双重加持下,新闻学中国学派已经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状态从自发状态推到了自觉状态。”这也展现出了新闻学学科定力,以及新闻学学科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的姿态。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厘定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是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焦点。针对将两者简单对立,或将新闻学完全“传播学化”的研究倾向,郑保卫在《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对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几个认识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中,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解释力的判断。
作者明确指出,新闻学与传播学既非彼此排斥的对立学科,也非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学科,而是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课题和理论关切等问题上既有区分又存在交叉的“并蒂关系”。新闻学以新闻活动为核心对象,更强调真实性原则、价值规范与制度功能;传播学则以广义信息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侧重传播过程、传播效果与传播机制分析。二者研究范式不同,但在现实问题层面又高度关联。
从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看,新闻学问题所在是“什么是好新闻”与“新闻如何服务社会”,其内核是价值理性与专业规范;而传播学要解决的问题更偏向“信息如何有效传递与产生影响”,其内核是工具理性与客观规律。正如杨保军教授所说,新闻学的元问题就是“新闻是什么”,这也构成了新闻学问题体系的逻辑起点。
郑保卫教授指出,需警惕新闻学研究中过度“传播学化”的倾向。不应将新闻问题完全纳入一般传播理论或技术逻辑之中,进而导致新闻规范性被边缘化,新闻价值被工具理性和效率逻辑所遮蔽。但是,作者并不否认传播学对新闻学发展的积极意义,而是主张在保持学科边界清晰的前提下,推动两者在研究方法和议题层面的良性互动。
(三)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学科地位与学科关系厘清的基础上,作者将研究重心落脚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关于新闻理论框架建构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与经验思考》《论“七个坚持”与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体系建构》等文,成为作者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的系统回顾,总结出中国新闻理论并非对西方新闻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为现实基础,形成了兼具实践指向与价值规范的理论传统。
在新时代背景下,郑保卫教授围绕“七个坚持”等核心原则,阐释了系统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他强调,要摆脱西方话语陷阱,打破西方知识体系垄断,必须确立新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中国标准。理论体系建构不是简单的概念堆砌或话语复述,而是要在回应现实问题中不断发展、完善,使理论真正具备解释中国新闻实践、指导新闻改革发展的能力。这种强调理论与实践互动生成的建构路径,为当前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清晰方向。
郑保卫教授关于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述,贯穿着鲜明的主体意识、问题意识与时代意识。他通过对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坚定捍卫、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理性厘清,以及对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的持续推进,为中国新闻学在复杂学术格局中确立自身位置、增强理论自信提供了坚实支撑。这一部分研究,不仅在学理层面具有重要价值,也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四、多维延伸: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的全方位探索
第一卷的理论建构、实践回应与学科固本,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职业规范和新闻活动,延伸并落实到我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各方面,才能形成完整的实践闭环。该著作的第四至第七编内容,正是这一“多维延伸”的集中体现。文中从人才培养(新闻教育)、职业规范(新闻伦理与法制)和社会功能(舆论监督)等几个方面,深入探索了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与保障机制。
(一)新闻教育:理实并重的人才培养路径
新闻教育是新闻事业薪火相传、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新时代新闻人才培养问题,郑保卫教授在《理实并重 德才兼备——中国新闻学院新闻教育之理念与特色》《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浅谈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发展》《中国特色新闻教育的经验及思考》《论媒介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等文章中,系统阐释了其一以贯之的新闻教育理念,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领的前提下,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的深度融合。
首先,“理”是根基,重在价值塑造与理论武装。作者在《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一文中指出,新闻教育绝不能沦为单纯的“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专业理念的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精神。
其次,“实”是路径,重在知行合一与创新转化。“理实并重”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将理论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新闻教育必须紧密追踪媒体融合的前沿动态,通过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走转改”活动中,亲身体验如何将群众路线、新闻真实性等原则转化为具体的采访写作与群众沟通能力。郑保卫教授对“中国新闻学院”教育特色的总结,正是这种将党的新闻工作传统与现代新闻业务训练有机结合的典范。
最后,“德”是灵魂,贯穿于理实全过程。“德才兼备”意味着最高的职业能力是建立在崇高的职业品格之上的。该卷本通过专设“新闻伦理”编并与教育论述相呼应,强调新闻教育必须将范长江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风范——崇尚真实、坚持真理、热爱人民、淡泊名利——作为精神标杆,把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内化为学生的职业良知与行为底线。面对商业诱惑和流量压力,“德”育始终是新闻人必须系好的“第一粒扣子”,是其职业生涯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二)新闻伦理与法制:自律与他律互补的规范协同体系
在新闻事业快速发展与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伦理失范与制度约束不足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现实挑战,本卷第五、六编将新闻伦理与新闻法制并举,深刻揭示了中国语境下规范新闻活动的“自律”与“他律”互补协同的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与向上提升的保障。
新闻伦理是“自律”的核心,体现为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内化与道德自觉。新闻伦理并非附属于新闻实践的外在规范,而是内嵌于新闻活动全过程的价值准则。作者分析了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道德建设建议,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道德观教育融入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多元化、舆论场域复杂化,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价值冲突和职业风险显著增加,这更凸显了加强新闻伦理建设的现实必要性。
新闻法制是“他律”的基石,体现为国家意志的刚性约束与权利保障。郑保卫教授通过《论新闻法制与新闻政策、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关系》《权利·责任·道德·法律——兼论新闻媒体的属性、职能及行为规范》《论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等文章,系统阐明了新闻法制在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作者厘清了新闻法制、新闻政策、新闻纪律等概念问题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述了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传播权利,同时必须实现新闻权利必须与法律责任相统一;新闻法制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明确权责边界,为新闻活动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建设文明法治国家。
总之,这种将伦理规范与法治保障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新闻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三)舆论监督:人民立场的实践表达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功能形态,也是新闻媒体联系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渠道。作者的《让人民来监督——重温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三股推力”与“三重阻力”下的舆论监督》《找准、把好,增强实效——对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思考》等文,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两个维度,对中国舆论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郑保卫教授从人民监督思想的历史传统出发,论证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并非对立于治理体系之外的力量,而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开、理性的舆论表达,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和社会问题解决。
在分析现实舆论监督生态时,郑保卫教授提出了“三股推力”与“三重阻力”的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当前舆论监督在权力组织、社会机构和媒体内部等层面所面临的复杂约束。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提升舆论监督实效,关键在于把握好是非判断的“度”、感情表达的“度”、政策执行的“度”,实现舆论监督的规范化、理性化运行。
总体而言,郑保卫教授对新闻教育、伦理、法制与舆论监督的系统论述,从人才培养、价值规范与制度保障等多个维度,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内涵。这种多维度、系统化的研究,使第一卷成为一部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成果汇编,更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运行逻辑与发展图景的重要著作。
五、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第一卷的核心意义与现实启示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服务实践,在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彰显本土学术自信。第一卷作为郑保卫教授四十余载学术研究之力作,体系恢宏,涵盖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学科建设、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新闻法制、舆论监督七大核心领域,凝结着中国特色新闻学从筚路蓝缕到自信成熟的思想结晶,也承载着作者“保卫、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术追求。通读全文,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为三大学术贡献与两大时代启示。
(一)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
第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系统研究框架,夯实了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理论根基。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灵魂与根本遵循,其中国化进程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发展的核心主线。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研究多分散于单一命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梳理与建构,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第一卷的第一编“基础理论”立足这一短板,以系统性思维整合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涵盖历史脉络、核心命题、实践路径的完整研究框架。
此外,还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与经验教训,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传统,明确了“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理论渊源与当代发展,这些研究串联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通过解读陆定一的新闻真实观以及辨析新闻真实理论中的两组概念(“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和“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内涵;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核心要义以及历史地位,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推向新时代高度,形成了“历史传承—理论阐释—时代创新”的系统研究框架,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筑牢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彰显了立足中国大地的学术自觉。
第二,实现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并举,让理论研究回应实践需求,让实践探索反哺理论创新。理论脱离实践则为空谈,实践缺乏理论则无方向,“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优良传统,也是第一卷贯穿始终的学术理念。作者打破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互割裂的壁垒,通过七编内容的有机衔接,构建了“理论引领实践、实践滋养理论”的良性互动格局,实现了二者的双向并举、协同发展。
第三,明确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为新闻学学科发展指明方向。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新闻理论话语垄断、彰显中国学术自信的关键,也是新时代新闻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面对“新闻无学论”的质疑与传播学话语的挤压,该卷的第三编“学科建设”聚焦这一核心命题,系统阐释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为学科发展拨开迷雾、指明方向。
(二)两个重要启示
一是新闻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践,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拒绝西方理论的 “拿来主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基在本土、生命力在实践,脱离中国新闻事业的具体实践,盲目照搬西方新闻理论,必然导致学术研究失去特色、偏离方向。第一卷的全部研究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彰显了“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担当,也为新时代新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是新闻事业发展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服务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命题,也是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则。第一卷的研究始终贯穿这一核心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鲜明特质,为新时代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综上,这部著作不仅是郑保卫教授个人学术生涯的生动总结,更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历程的浓缩呈现,彰显了中国新闻学学者的学术自觉与责任担当,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中国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术智慧和理论增量。
(丁柏铨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尹延永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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