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注重调查研究在党内是出了名的,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称赞陈云说:“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当发现有问题时,他不是立即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而是先去调查研究,注意在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意见。陈云善于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开展工作,显示出独特的调查研究风格,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陈云是怎么做调查研究的。

反复调查得结论
1960年10月初,陈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写了一封信,说他自1960年8月1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先在北戴河养病,9月12日起到河北、山东半个月,了解那里的农业情况。有些意见,已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也同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谈了两小时,还想同毛泽东、周恩来再谈谈。这之前,陈云在会上一直很少讲话,更不要说主动上门谈意见。他为什么一下子“高调”起来?而且他当时的身体很不好,医生甚至要求他走路都不要超过100步。
早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中国农村已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到1960年的5、6月间,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陷入了一连串的思考。陈云在1960年10月和11月分别同河南、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听说今年粮食征购搞不到1100亿斤,坐不住,今年的日子怎么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增产粮食的办法是什么?根本出路在哪里?反复想这个问题。1960年9月到11月底,陈云在农村、厂矿调查近3个月。他首先抓住灾荒到底有多大进行调查,然后引出如何看待粮食短缺的原因,又如何渡荒等大问题。陈云在下乡调查之前,有说今年减产800亿斤的,也有说减产600亿斤的,还有说减产400亿斤的。陈云认为,若真的因灾减产600亿到800亿斤就好了,如果明年没有灾,就可以比今年多收600亿到800亿斤,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可以渡过;假使因灾减产没有那么多,明年就不会增产很多,渡荒也就需要时日。

▲1961年1月,陈云同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通过反复调查核实,他得出结论,灾减大约在360亿斤,根据全国缺粮1000亿斤的情况,“困难时间不仅是今年,今后两三年还是有困难的”。陈云弄清了困难的底数,接下来就是怎样渡过困难的问题。陈云提出,“在现在的生产水平下,一年能够生产多少粮食;农村必须留多少,能够调到城市的有多少。”他建议“全国要算这个账,每一个省也要算这个账”。在开源方面,他提出“能增产5000万斤粮食的措施,就要干;能增产1亿斤的,要大干;能增产1000万至2000万斤的,也要抓住。凡是能增产的措施,就要抓牢不放”。
青浦调查多开座谈会
1961年,陈云开始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开展农村调查。6月27日,陈云乘专列到小蒸附近的石湖荡火车站,小蒸公社派了两名党委副书记摇一只小木船来迎接陈云。一路上,两位副书记边摇船,边汇报公社的生产情况。第二天陈云就召开座谈会,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他每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在住处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就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陈云在小蒸住了15天,仅专题座谈会就开了10次,此外他还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参观了十多个集体养猪场,访问了多家农民家庭。陈云会围绕重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
在调查中,有农民告诉陈云:农村有许多“十边地”,如屋边、场边、河边、田边、岸边、路边、坟边、荡边等,现在集体都不去种,农民想种又不允许种。如果能允许农民自己去开发这些边角地,他们就会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就能增加不少收获,解决不少问题。陈云觉得农民们讲的有道理,他说:“这些十边地,单个来看,零零星星,微不足道。但一点一滴积聚起来,就能汇流成河,数量相当可观。如能充分加以利用,就能增加不少种植面积,可以缓解一部分粮食困难。”
调查结束后,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农民对我们党有赞扬,也有批评。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1961年8月,陈云将调查的情况写成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一》《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三》。
宝钢调查紧抓落实
宝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央确定的利用外资的一个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达214亿元,建设周期长达六七年。在当时国家处在经济调整恢复期的情况下,这个负担是非常沉重的,不久就陷入上下两难的困境。但是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破土动工,建设工程已全面铺开,而且与日本方面签约的设备陆续到达上海。这时项目如果下马,损失将十分巨大。对宝钢是不是应该搞下去,必须做出判断。
陈云着眼于加快工业化建设,认识到利用外资和技术建设宝钢,将大大提高我国钢铁自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慎重,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自去宝钢调查研究。1979年5月31日,陈云到上海后积极听取上海市委、上海冶金局和上钢各厂等方面意见,全面认真地了解情况。一到上海,陈云就先召集上海市冶金局一、三、五厂的几位专家座谈,了解宝钢建设的情况。在调研中,陈云特别关心参与宝钢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还详细询问了配套问题。6月1日,陈云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建设宝钢,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到底,上海要肩负起责任,工作要一环扣一环,把建设衔接好。对于外汇资金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的问题,陈云主张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引进全部设备和全套技术,以保障宝钢实际生产能力。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1979年6月16日,陈云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就宝钢建设问题讲话,提出八点意见:第一,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第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第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第四,宝钢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很高,要提前练兵。第五,宝钢由国家建委抓总。第六,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第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第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止一次。他最后提出,有关宝钢建设问题,“讨论定案以后,要拟一个财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请求专案批准”。陈云在宝钢面临下马的关键时刻,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稳定了大局,并亲临指导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调动一切力量使宝钢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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