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他曾指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邓小平是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

　　调研决策恢复高考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高校招生制度进行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他当机立断、当场决定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黄山为大学生签名。

　　1977年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1977年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邓小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快事快办，及时解决具体问题的这一招，使570多万求学若渴的有志青年，在当年隆冬季节走进了高考考场，创造了新中国高考史上的奇迹，从而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

　　创办经济特区

　　邓小平强调，领导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仅能发现问题，也能发现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向人民群众学习解决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的实际方法。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就是一个典型。

　　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1978年4月，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后，在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建议，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到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7年11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广州会见广东党政领导干部。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会议期间，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了与广东省类似的设想。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想法表示支持，同意两省实行对外开放，在计划、财政、外贸、金融方面实行新的管理体制，要求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明确指出，“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1979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指导两省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6月6日、9日，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15日，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1954年1月，他曾告诫说：“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小看数字，要充分把握数字在决定政策、作出决策时的重要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1983年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当听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1984年，邓小平参观渔民村渔民新居。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1月25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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