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我们推出系列文章，讲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经历，与广大读者一起回顾老一辈革命家在入党过程中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领会他们是如何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

　　本期导读

　　1945年，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谈起自己的入党经历。他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亲自填写了1920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为何他在1920年就已经入党了呢？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自述的吧。

　　▲1956年，毛泽东填写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登记表》

　　早期求学奠定革命思想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民力报》，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报》里面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处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到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求学时期的毛泽东

　　1913年，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有一天，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此后，在就读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100分。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

　　发起组织爱国青年团体——新民学会

　　有一天，我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名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次年（指1917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5个县（即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不论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之后，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渐渐地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毛泽东（后排左四）

　　我和其他城镇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1917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人。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在这一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是1913年入湖南师范学校的，于1918年毕业。是夏（1918年6月），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出国以前，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杨怀中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8块大洋。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1921年的毛泽东

　　1919年年初，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敬尧。张敬尧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1919年12月，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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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