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核心人物。1921年春天，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创建活动。周恩来曾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恩来的入党经历吧。
▲周恩来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其中注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
我在铁岭入了小学，6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1917年，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留影。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在日本共一年半。1919年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旅欧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1921年3月，周恩来（左二）经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他们在德国柏林万赛湖留影，左一为赵光宸。
在劳资矛盾比较尖锐和工人运动比较深入的欧洲，我对主义、信念的探求不断加深。同时，在巴黎与张申府、刘清扬相遇，我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我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一人生重大选择，并不是轻易做出的。我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做出这一最重要的抉择。然而，由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我又经过了一个审慎求真的过程。半年后，我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我在1922年3月致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两封信中，是这样袒露的：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再次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4年，周恩来（一排左四）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合影。
1922年，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李维汉）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自法国返回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
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行武装斗争
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1924年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4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
▲1924年，在黄埔军校的周恩来。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1926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10月23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5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
1927年，我们去南昌发动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我在1927年11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止。1931年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1934-1935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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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隋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