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华夏文明的肌理中，山水从来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如今，高铁与飞机将千里缩为瞬息，手机镜头能定格每一寸光影，但当代人的旅行多是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古人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没有高清的影像设备，却用脚步丈量着中华文明的脉络，用笔墨将山水的魂魄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翻开古人的游记，仿佛能触摸到山水间流动的呼吸。那些泛黄纸页上的墨迹，不仅是行程的记录，更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寄情山水的古人是怎么写游记的。
苏轼
水石鸣钟惊夜客
长江蜿蜒如带，绕过巴山蜀水，缠住三峡奇峰，在湖口与鄱阳湖汇聚后一路向东，穿行于江淮平原，最终流入东海。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赣、抚、信、饶数河之水于此汇聚，注入长江。江湖合汇处少有大山，湖口也不例外，这里有上下两座小山，相距约有两里，并称“石钟山”。其中靠南近湖的为上钟山，靠北临江的为下钟山，由于地势险要，自南朝刘宋在此设戍以后，历代累有大战。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大宋朝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路过此处时，关心的却不是石钟山旁的险要地势，而是这山为何会以“钟”为名，他的《石钟山记》因此展开。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此山以“钟”为名是因为山下有深潭，浪起时水石相击有洪钟之声；唐代李渤说此山名为“石钟”是因为山石相击声音独特。苏轼对这两种说法提出质疑，并抛出惊世之问：“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而后深夜乘小舟亲临绝壁之下。石钟山虽是小山，但临江带湖，泛舟而近时便会觉得山体陡峭，险恶异常，所以苏轼写道“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并不夸张，这是视角变换后山体带来沉重压迫感的具象化。
山间的鸟儿被打扰后四处纷飞，惊叫声不绝于耳，吓得苏轼决定打道回府，也就在此时，石水相击，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本已萌生去意的苏轼循着声音继续探查，发现原来这山下处处皆是洞穴，波涛澎湃之下水入穴中，便发出如洪钟般的巨响，这正是“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所以他断定，这才是石钟山以“钟”为名的原因。
回去的路上他遇“大石当中流”，仔细观察下发现这块大石头也是“空中而多窍”，在水浪冲击下有“窾坎镗鞳”的金属之音。他回去后写成《石钟山记》，并感叹郦道元不肯多费笔墨把事情讲清楚，而士大夫又不敢夜乘小舟到绝壁之下寻求真相，所以在文章最后，他略带一点得意地表示“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石钟山记》以议论开篇，引出悬念，继而自述行游路线，由景及声，氛围渐渐阴森恐怖，让读者恍如亲历，正是苏轼自述的“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的手段。而就在这恐怖氛围达到顶点时，将人再度带回探寻石钟山得名缘由的主线之上，最后以议论收尾，首尾相扣，情、景、事、理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形成有说理而无说教，有叙事而无铺张，有哲思而无玄想的妙文。
袁宏道
林泉清幽下的风雅会
若说苏轼的《石钟山记》是“理趣”的化身，袁宏道的《虎丘记》则是“神韵”的绝唱。虎丘位于苏州城西北郊，山高34.3米，是江南著名文化地标之一，林泉幽壑名胜古迹不可胜数，名家篇目众多，袁宏道却独辟蹊径，聚焦与民同乐的市井热闹，写尽世俗之趣。苏州人爱郊游，四时节气都不虚度。江南民间传说农历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届时人们倾城而出，租个画舫游湖观荷赏月，场面甚是盛大。哪怕浓云遮月，也阻挡不住苏州百姓涌向虎丘山引吭高歌的热情。
24岁中进士，27岁被选为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两年后便挂冠归隐。在当知县的两年里，生性爱游山玩水的袁宏道在公务之余六登虎丘山。为什么独爱虎丘山？袁宏道也写得很明白：“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虎丘山虽不高，但山小景多，风光灵秀，又有梵音缭绕，自东晋时就已是文人钟爱的活动场所。到明代，虎丘已经是终年游客云集的“网红景点”，吴中文士闲时郊游、宴饮赋诗、临别聚会，总离不开虎丘的四时胜景。最后一次故地重游，袁宏道与友人江盈科、方文同登山顶，听游人歌唱响彻云际，山顶的平远堂荒废已久，来日定要与江盈科一道将其修复，“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后来，这段经历被写入《虎丘记》中：“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如今他侥幸逃离官场，不知道月亮还记得他当日的誓言吗？
中秋之夜，满城士女倾巢而出，“倾城阖户，连臂而至”的盛景里，藏着明代市井中的集体狂欢。“明月浮空，石光如练”，千人环坐，歌声与丝竹交织。他不写山岩的形态，却捕捉声音的流动，直至“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当喧嚣散尽，“月影横斜，荇藻凌乱”，他独留亭中，让寂静与余韵在心底沉淀。袁宏道用蘸满吴侬软语的笔触，将虎丘之夜写成流动的水墨画，他写的不是虎丘，而是人在自然中刹那的沉醉，是生命与天地相融的片刻轻盈。
读袁宏道的文章，会发现他并不喜欢偏僻荒野的山地，而偏爱有“人”的场所：他游览雨后西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袭白衣的骑者，是卧于地上、以面受花的饮者；他笔下有柳梢新翠、山色微岚的高梁桥，自己与友人枯坐树下如同参禅，往来游客相视而笑；有春来游满井，山峦“娟然如拭”；有看“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方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
袁枚
妙笔观云海览群峰
黄山地处徽州，即今安徽南部黄山市境内，山境南北长约40千米，东西宽约30千米，是一块横亘于歙县、太平（今黄山区）、黟县、休宁四县之间的巨大山体。古时传说轩辕黄帝曾与容成子、浮丘公同游此山，在这里炼丹修行后得道升仙，于是唐天宝年间，好道教的唐玄宗便赐改其名为黄山。
世人知袁枚，大多是因为“江南名园”随园，还有那本载满了琳琅满目美食烹饪的《随园食单》。他中年辞官后便归隐随园，人生大半时光在此度过。不过若是据此便以为袁枚是“宅男”，终年寄情于园中山水而足不出户，那恐怕是个误会。一个热爱自然山水之人，也自然愿意走出家门投身于真正的山水之中。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初二，年已68岁的袁枚一行行抵黄山，第一站先宿在南麓的汤泉。并以此处为起点，袁枚将接下来的黄山七日之游写入《游黄山记》中。千余字的游记并未作逐日的流水账，而是主要记叙了游览黄山的观感。
所谓“诗有天籁最妙”“童语终是真语”，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论及创作，最不耐掉书袋、堆典故，而是强调要有自然的灵性，鲜活生动。在其《游黄山记》中，这样的创作理念也贯穿始终。尤其体现在他登上大小清凉台后，对奇峰云海的描写。
当袁枚立于清凉台上，得以遍览群峰云海，只见“台下峰如笔，如矢，如笋，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戏将武库兵仗布散地上”。寥寥数笔勾勒出奇峰群起、挺拔多姿的面貌。“白练绕树”“镕银散绵”很直观地写出云气初起时，弥漫四空的动态。云海铺就后，又以“凝脂”“笋脯”等食材喻云山，果然是老饕之言。最妙的是，袁枚没有直写对云海奇景的感受，而是笔锋转到云海散去后饱受烈日炎炎之苦，还好有片善解人意的云，为自己遮阳。片云之语何尝不是率真自然的“童言童语”。
袁枚不刻意雕琢，却让山水有了性情——黄山在他笔下，时而如顽皮的孩童，以云雾捉弄游人；时而如豪迈的壮士，以奇松怪石彰显风骨。他的游记里，没有宏大的议论，只有“我见青山多妩媚”的坦诚，仿佛山水是可以对饮的知己，笔墨不过是随性的闲谈。这种“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书写，让自然成为人格的映照。
最好的游记，是思想与自然的深度交融。从苏轼的叩问到袁宏道的风雅，再到袁枚的奇观，古人的游记告诉我们，山水不仅是观光的背景，更是安放灵魂的疆域，让我们重拾那份在山水间沉潜的耐心，让游记回归精神探索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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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