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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党的百年历史，可以说它是由一个个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是由一个个先锋战士用青春和汗水绘就的。党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也是一部热火朝天的建设史、日新月异的发展史。
“为你读书”精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若干重大事件探微》一书中的部分篇章，带领各位读者重温中共党史上重大事件背后的故事和细节，通过这些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细节，展现老一辈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初心使命。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官兵高擎党旗在海拔5400米的喀喇昆仑高原巡逻（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周凯威 摄）
1921年7月，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汇集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1923年，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外国巡捕房的破坏。党中央收藏的“中共一大”的档案下落不明，“一大”这段珍贵的历史一度成谜。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故事，你了解多少？本期，让我们带着疑问一同回顾“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
召开日期之谜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七一”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中共一大开幕的日子，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多种说法。
“6月说”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确定于6月30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但到了6月底，只有少数代表抵达上海，会议不得不改期举行。由此可以判断，将通知开会的时间当成实际开会的时间，才出现了6月的说法。
“7月1日说”
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了发刊词，原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六月”二字被删去了。后来，毛泽东也察觉到“六月”建党说存在偏差，又改为7月建党。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中共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在7月份，仍不能定下确切的日期，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
而后在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建党20周年。这个日期在1941年6月被载入中央文件，“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
“7月23日说”
但实际上，建党纪念日和党的生日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据陈公博在一大闭幕后不久所撰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记述，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即中共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开幕当天，而陈公博抵达上海的日期为7月22日。由此即可推断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1980年，《人民日报》载文给出了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而后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代表人数之谜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问题至今仍困惑着人们。目前保留下来的相关文献，最为重要的是长期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写于1921年的俄文档案清楚地写明：“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的亲历者中，最早谈到一大代表人数的是陈公博。1924年1月，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写道：“大会代表12人，代表7个地区。”这个说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档案相同。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我们总共是12个人”。
那么，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有不同说法是怎么来的？其实，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不同说法的原因，来自包惠僧是不是大会代表。参会的代表中，有些人认为包惠僧是列席的（因他也到了上海，住在上海代表寓所），不承认他的代表身份；有些人认为包惠僧自始至终参加大会并在会议讨论中积极发言，还曾经是湖北党组织创始人和负责人，就应该算代表。实际上，包惠僧在“一大”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说是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比较合乎事实。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包惠僧在内为13人，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15人。
▲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
会址之谜
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重新找到的？
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当年是明确的，就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租住的房子里。可具体在哪条路多少号，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结果导致会址谜团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夏末秋初，上海市成立了一个寻访小组，去寻访中共一大会址。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中共一大）每晚开会。”但几十年来，上海街道格局的变化很大，贝勒路的名称也早已改变。寻访小组在几天时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多趟，仍不能确定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汉俊当年租住的居所。直到有一天，这位知情人士站到贝勒路与望志路（今兴业路）的交叉口，看到“恒昌福面坊”的大字招牌，才终于认定今天的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
▲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幢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地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
为了确定这个地址的真实性，中共一大的参加者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后来又受邀前往核实。在毛泽东、董必武看了上海市委上报的审定材料后，中共一大会址最后得以确认。
会议中途为何突然把会址更换到一艘游船上？
1921年7月30日晚上8时许，会议开始不久，一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房子里，掀开门帘朝室内的各位代表扫视了一周。这个陌生人含糊说要找王主席，找错了地方，并表示歉意后匆忙离开了。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代表们当即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
正当众人商量另找会址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嘉兴南湖游人不多，环境幽静，而且距离上海又不远。这个意见立即被代表们采纳，并且确定会议要抓紧进行，不宜拖延，次日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去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
到达嘉兴后，代表们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当时只有中号船，于是，王会悟便雇了一艘中号船。在这艘游船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至此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嘉兴南湖红船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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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