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全面了解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性文件之一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演进史。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还原他身陷囹圄时写下《狱中自述》的过程，缅怀纪念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自上至下依次为《狱中自述》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
01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北洋军阀政府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旧兵营。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不顾生命危险，继续秘密地开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02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进占北京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的迫害，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也都被残酷枪杀。为了抓到李大钊，反动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窥探。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得到了李大钊隐藏地点的确切情报和其他党员的名单。
李大钊其实有脱身的机会。被捕两天前，获知张作霖即将动手的消息后，杨度想方设法通知了李大钊，但李大钊并没有走。早在一个月前，日本友人清水安三也曾劝李大钊避一下，“3月初，我给李大钊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呆在东交民巷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我看来，英国公使馆就在俄罗斯的后面，万一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但李大钊都一一婉拒了，“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经过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被捕。4月7日的《晨报》记载了那天的情景：“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辆洋车，便服行路者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
当时与父亲在一起的李星华，在回忆录里记下了抓捕现场：“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李大钊用过的高劳斯二号手枪
李大钊等人被捕后，关押在北京西交民巷司法部后街京师看守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各界人士竞相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集会，发表声明要求“移交法庭办理”；李大钊同乡300余人联名请释；西北的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京津不少报纸也为李大钊呼吁；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劫狱队，决心不惜代价，全力营救李大钊，社会影响之大超过了张作霖的预料。
然而，半个月之后，李大钊还是由军事法庭会审。理由是，李大钊阴谋破坏宪法秩序，勾结外国人，煽动内乱，根据《陆军审判条例》《修正陆军刑事条例》，也可以当作陆军军人审判。于是，北洋政府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四机关组成的军事法庭，在4月25、26日两次预审，进一步核实李大钊等被捕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及入党年月、服务工作等。
李星华回忆说，“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03
在狱中，“因预审中供词，由书记记录，多与彼原意不甚相符”，李大钊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革命的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显然，最后两句话才是李大钊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也就是说，《狱中自述》不是自我辩护，而是李大钊用这种特殊的形式，竭尽全力为同志们争取一线生机，同时借机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至于他个人，则“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在狱中撰写自述之时，可能并不知道上海和广州先后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他主要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谈自己立志救国救民思想的由来，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的经过，以及他对孙中山对外对内政策的理解。他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思想主张，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希望“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其临危不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当时，敌人把李大钊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以此说法来尽力保护一同被捕的人员。
经过慎重选择，李大钊也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提到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但这些情况都是已见诸报端的。
在《狱中自述》的结尾处，李大钊在独揽责任、全力保全他人的同时，还特别写道：
“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这份自述行笔笃定洒脱，通篇流露出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既是一篇光辉的革命文献，又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狱中自述》现存国家博物馆，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于1957年捐献。自述前后三易其稿，初稿较简略，和二稿相比，三稿只是在个别字句上进行了必要的修饰，最后成稿2800余字。
李大钊利用国民党党员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进行答辩，最大限度地保守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保护狱外的同志和青年难友，其所供述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最后，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素来光明磊落”“无确供”。
即使“无确供”，但军事法庭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于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当庭宣判，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
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下午二时，宪兵营长高继武监刑，执行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视死如归，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年仅38岁。
▲就义前的李大钊
第二天的北京《晨报》披露：“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还有路友于、邓文辉、张挹兰等19名烈士。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李大钊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19年11月9日，他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短文叫《牺牲》：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对于李大钊的殉难，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的陈毅后来写诗缅怀称颂：“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
以上，就是本期“为你读书”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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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