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桂林的文化抗战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战中的特殊历史产物，不仅在宣传抗战、动员抗战、鼓舞参战、团结抗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曾发挥过积极而特殊的作用，而且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抗日斗争的进程，唤醒我们血脉中的民族豪情。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交汇点，回望桂林文化抗战的烽火岁月和壮阔征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在民族危亡时刻，党领导桂林文化抗战体现“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大爱、包容、热情互助、团结向上”的自觉，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独树一帜的壮丽诗篇，展现出穿越时空的精神价值。
书写了党领导铸牢文化建设政治灵魂的时代华章
桂林文化抗战是一部党领导文化统一战线、凝聚民族救亡力量的生动教科书。1938年秋，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党中央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将桂林确立为“连接延安与海外、辐射大西南的战略支点”。党组织系统性地派遣文艺骨干赴桂林开展工作，周恩来同志三赴桂林亲自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对桂林文化抗战实施了坚强有力的领导，36个基层党组织构成了文化抗战的组织基础，一大批共产党员是报纸、杂志、社团、学会的领导者、实践者、推动者，共同构筑了党推动这一时期抗战文化形成的政治保障。通过深入群众开展抗战主题演讲、出版发行刊物、组织剧展、文艺演出、兴办学校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积极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把党的抗战政策主张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桂林当时登记在册的各种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大小印刷厂109家，出版图书种类达百余种，全国80%的书刊由桂林出产供给，桂林一时被誉为“出版城”。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艾青等党的文化工作者，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创办《文艺生活》等报刊，不间断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抗战。这些报刊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舆论阵地。同时，基层党组织秘密发展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入党，通过读书会、座谈会、戏剧排练等合法形式开展组织生活，在白色恐怖下隐蔽、凝聚与壮大了党的组织。这些细致而坚定的工作，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桂林文化抗战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桂林文化抗战中，党通过有效的文化组织和思想引领，汇集各界著名文化人士1000余名，约占当时全国著名文化人士总数三分之一，成功掌握了意识形态主导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桂林文化供应社等数十家出版机构，印行了大量抗战图书、教材期刊和文艺作品，广泛传播抗日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服务军民教育。桂林抗战文化战线正是通过报刊、戏剧、教育等多种文化形式，构建起一套以抗日救国为核心的符号系统和意义体系，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思想动员和精神引领。这种领导不是简单的“硬控制”，而是通过文化共鸣和价值认同实现的“软引领”，体现了党在文化领域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化实践，为我们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
书写了民族团结文化统一战线的壮丽画卷
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无疑是1935年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生动实践。抗战时期，桂林人口由7万激增至50万，来自汉族、壮族、回族、苗族等各民族同胞与文化精英在此汇聚，共同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抗战剧展为民族团结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主导下，西南剧展以“抗战、团结、进步”为旗帜，来自湘、粤、桂、滇等地33个剧团齐聚桂林，话剧、桂剧、歌剧、平剧等多元融合，演出170多场、126个剧目，10多万观众沐浴于剧展的艺术浸润，接受其精神洗礼，真正点燃了“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激情岁月。剧目以《梁红玉》《胜利进行曲》《木兰从军》等为代表，尤其是欧阳予倩改良的桂剧《梁红玉》演出时台上台下激情互动，“打倒汉奸”的呼声震彻云霄，取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总体看来，剧展聚焦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将抽象的“团结抗战”转化为具象的舞台叙事，激发军民同仇敌忾的决心，为民族团结和抗战胜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能。
民族文化艺术发掘融入抗战宣传增进民族大融合。桂林之所以能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舞台，与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党在桂林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支持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党组织专门安排人员收集整理壮族山歌、苗族舞蹈等民间艺术作品，并将其融入抗战宣传中，创作出《壮家儿女抗日歌》《苗岭春雷》等作品，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注入了抗战内容，深受各族群众欢迎。同时，党还注重培养少数民族文化骨干，通过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不仅增强了抗战宣传的感染力，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基础。各民族在共同抗击外敌的过程中，增强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形成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这种基于共同命运和共同目标形成的民族团结，超越了简单的民族融合，演绎为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文化自觉。
书写了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桂林抗战文化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次重要探索。
桂林抗战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典范。面对日军持续空袭，桂林中小学利用百余处天然岩洞坚持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教育工作者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开发出了一整套适应战时需要的教学体系。岩洞内不仅开设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还结合抗战需要，增设军事常识、防空救护、抗战歌曲等内容，实现了文化教育与抗战实践的紧密结合。学生们在岩洞中不仅学习文化知识，更培养了艰苦奋斗、爱国报国的精神品质。这种“岩洞教育”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意志，保障了教育连续性和文化传承，砥砺了师生们的爱国意志与奋斗精神，为战后国家重建储备了人才力量，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宣传的重要素材。国际友人将岩洞办学的情景录制为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在文艺领域，抗战歌曲响彻街头巷尾，《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等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时代强音。街头剧、活报剧、木刻版画、抗战漫画等通俗文艺形式广泛流行，如新安旅行团在桂林开展的抗战宣传演出，直接面向市民、士兵与农民，演出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易懂，极大增强了抗战宣传的感染力和实效性。这些实践充分表明，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倾听人民心声、回应时代要求，才能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焕发勃勃生机。桂林抗战文化始终体现文艺为大众、为人民服务，是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和形式、守正和创新、文化力量对一线斗争的推动等基本观点。在桂林抗战文化中，文艺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教育意义。
桂林抗战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桂林抗战文化正是遵循“文艺为大众、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创造出了大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作品。无论是欧阳予倩改良桂剧时取材《梁红玉》《木兰从军》等历史故事，借巾帼英雄的忠义之举唤醒民众的报国之志；还是徐悲鸿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意象，传递中华民族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精神品格；抑或是丰子恺用漫画勾勒民族记忆，以传统笔墨承载爱国情怀，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直接传承。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的统一。这些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风雨同舟”“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使其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时代表达。显然，桂林抗战文化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版图中的璀璨坐标，并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刻，而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下，以救亡图存为核心使命，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为凝聚民族力量、赓续文化血脉筑牢了精神根基。
书写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文明交流光明前景
桂林文化抗战不仅是全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旗帜，更是中华文明在危难之际突破传播壁垒、拓展交流边界的生动实践，以文化为媒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通过桂林这一国际窗口，中国共产党成功构建了国际反法西斯文化统一战线，形成独特的“外交文化集群”，也很好地向外界传播了中国抗战精神，使桂林抗战文化始终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分国籍、种族、区域，彰显了大爱无疆、追求正义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桂林文化抗战以开放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韧性与生机。1939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桂林支会成立，吸引大量法、英、美、苏、日等国的记者、作家和文化人士。这些国际人士通过演讲、报道、文艺创作等多种形式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传播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声援和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例如，苏联纪录片导演卡尔曼在桂林拍摄了《战斗中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组织反战同盟，撰写大量反战宣传品，动摇日军士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英国记者爱泼斯坦等，都在桂林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报道，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画面。这些国际人士的活动，不仅极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也提升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力。
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彰显出一种文化无国界、正义无种族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先声。桂林抗战文化国际传播的成功，在于把握了“内容本土化、表达国际化”的规律。传播内容扎根中国抗战的生动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表达方式符合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易于理解和接受。这种传播策略，为当前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历史借鉴。
书写着传承抗战精神蕴含的思政教育新时代使命
桂林保卫战二万将士抗击数倍日军十余昼夜，七星岩八百守军战至最后一弹、集体殉国，这些壮举背后，是文化抗战培育的深厚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桂林文化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桂林文化抗战的精神和价值，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加强思政教育工作。
桂林抗战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要矢志不渝活化与转化。桂林文化抗战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通过回顾桂林文化抗战的光辉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蓬勃力量；要传承“大爱、包容、团结向上”精神，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利用桂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旅项目，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文旅融合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通过文化浸润、教育引导、实践养成等方式，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继续发扬桂林抗战文化中的国际主义精神，用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平台，积极承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多渠道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广西故事，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学术研讨会、艺术展览等形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主题，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桂林抗战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要矢志不渝贯穿于对青年一代精神塑造中。桂林抗战文化的思政教育功能特点鲜明：情感教育与理性教育相结合，既通过鲜活的英雄事迹激发爱国情感，又通过理论宣传增强理性认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既有系统的课堂教育，又通过文艺作品、文化活动等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教育与现实教育相贯通，既回顾历史传承精神，又联系现实明确使命。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为我们今天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要通过传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培养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通过思政教育，让青年一代深刻理解桂林抗战精神的内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桂林抗战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要矢志不渝融入实地研学、情景教学、主题展览等形式，使桂林文化抗战遗迹“活起来”，让青年一代深刻感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内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要将桂林抗战文化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团结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神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例如，可通过设计“岩洞课堂”情景模拟、抗战剧目排演等思政教学案例，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抗战文化的魅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广西已探索开发思政课程，组织学生到七星岩、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等地点开展现场教学，通过“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历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要结合“大思政课”理念，将地方红色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沉浸式思政课程，让学生“穿越”到抗战时期的桂林，增强教育的体验感和互动性。要将桂林文化抗战的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在历史课程中深入讲解桂林文化抗战的历史意义，在语文课程中赏析抗战文艺作品，在艺术课程中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戏剧，在多学科协同中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格局，通过抗战精神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责任编辑：郭婷婷
